对于这本书，我眼中的“杰出”不是指其故事情节，恰恰相反，它是我认为的那种以平静开篇，渐次展示出一个疑惑，继而游走在解迷的过程中，最后发现一个比秘密更让人不安的话题，一个更持久的讨论和思索。
这个故事的由来和一个德国女人的真实经历有关。《告密者》将她带进了二战时的哥伦比亚，她是小说主人公的长辈、朋友、亲人。当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以她的一生为主题出版了第一本书时，却看到了最具毁灭性的一篇劣评的发表，作者是自己的父亲！桑托罗在书中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在二战前夕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女人的一生，可这本书却冒犯了桑托罗的父亲，甚至是对他的背叛。
书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桑托罗意料之外的？他立即着手发掘。当他逐渐*事件的核心、当他一步步揭开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时，却让另一些东西暴露了出来：大洋彼岸的那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哥伦比亚的四十年代；而处于这个秘密之中的父亲，尽然背负着可怕的罪名。
二战开始后，哥伦比亚与德国断交，但移民、流亡到此地的德国人却被殃及，有些无辜受到了迫害。当局对其怀疑的态度由“一般的公共危害”发展到了“可能是纳粹间谍、纳粹同情者、纳粹思想宣传者”的地步，处处充满不信任的气氛，哥伦比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黑名单”时期开始了。可那是自己的父亲啊！他到底与“黑名单”有什么关系？又有多少人自愿又不自愿地变成了“告密者”？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试图再现那个特定时间点的哥伦比亚，试图在真实但又是虚构的小说中，解构“黑名单”事件的前因后果。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发生，导致了无数个像桑托罗家庭那样的悲剧，它让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的人至今还在为此赎罪，而那些登上黑名单的人，连带整个家族，似乎一生都没有逃离这场噩梦。
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说，他十分喜爱该书对“导致我们犯错的人类行为和意识的灰暗地带的探讨，并创造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来谴责我们永不满足的世界”。
《告密者》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内心是否或多或少都有着恶的天性，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破坏力。这似乎也是巴斯克斯小说想要表述的观点。在我看来，个体欲望的放纵，以及利益的驱使，最终产生了政治的争斗。二战是《告密者》事件的罪恶源头，它催生了反纳粹的“黑名单”，也为纳粹提供了反犹太人的“黑名单”。可怜了被此波及的普通人，不是随波逐流就是以卵击石。
这番情景让我突然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本书《红旗袍》。它是旅美华人裘小龙的新作。裘小龙虽然写的是侦探小说，但整个故事的由来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
《红旗袍》里陆续出现的四具**身着精致旗袍的女尸把整个上海吓得不轻，可遍查踪迹也理不出头绪。侦破的线索因为一个意外，终于为多次的失败找寻锁定了一个明确的犯罪目标—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少年，最终变成了心理变态杀人犯。
虽然《红旗袍》是虚构的小说，却来源于一张真实的照片，也来源于裘小龙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故事的结束让我读出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故事发生的那段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时光，一代人为此付出了血泪生命。至今，这个政治事件仍然对中国产生着微妙的影响。裘小龙试图让小说在“对与错”这片灰色的地带里找到一个支撑点，希望作为一个公正的人，能在这个支撑点上无论有怎样的挣扎，哪怕有时难以把持，都最终找到精神的平衡。
这样的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文革、内战还是二战，它们都与世界产生了联系。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人类的阴差阳错也无法与政治和时代分离。两位作者都借用了一个故事的壳，来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昨天和今天，落后与发展。都利用了个体的悲剧，试图唤醒当今的社会：不能遗忘历史的重要性，警示后人不要将其历史再现！
“我们通常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过去已然过去，会保持不变。但并非如此，如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所言，过去并未死灭，甚至还没有过去。过去在不断改变，我们对于过去有不同的版本。历史是某人从一种偏见的角度来讲的故事，只是某一种可能性。谁有权力来书写历史？政府很擅长讲故事，宗教很擅长讲故事，广告很擅长讲故事．．．．．．小说的任务是给予历史另一个版本，去发现那些被压制的真相．．．．．．我觉得每个国家都需要去处理“失忆”，或者说“主动失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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