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开始前，吴德峰夫妇俩安排她住进一个白俄公寓，那里是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房租和伙食等费用都由党组织支付。“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上半高跟鞋，戚元德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这一切都是戚元德亲手操办的。”书中这样写道。
据吴持生介绍，隐蔽战线的“情报保卫”与“机要交通”工作在上海时期直属中央政治局，最早分别由“特别任务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和“交通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吴德峰、余泽鸿组成)筹备组建成立“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两个秘密工作机构平行存在，独立操作、垂直领导，相互间工作往来由周恩来统一领导协调，严禁工作人员间横向交错私自往来。
“如果黄慕兰属特科潘汉年领导，她即不是吴德峰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交通局成员，为何她的思想工作及参与营救关向应等工作安排一切都由戚元德经手操办，戚元德还能直接把她请到驻机关的家中？这在当年隐蔽战线秘密工作中是严禁的大忌。”吴持生说。
在吴持生看来，《黄慕兰自传》中描述的情节恰恰显示，黄慕兰实为吴德峰领导下的交通员。这一点也是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确认的。
多年来，吴持生一直在整理父母的回忆录和工作手稿。据其父母的回忆录，吴持生认为，营救关向应一事的关键环节是拿回英国巡捕房同时搜去的一箱文件，确保不暴露关的身份、泄露党的重要机密。
这项任务是由陈赓出面请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化名杨登瀛）完成的，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高层的重要线人。在鲍的推荐下，特科派出精通多国语言的刘鼎前去巡捕房帮助鉴别文件材料，并设计将机密文件“调包”。
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也曾向媒体记者回忆上述事件。其称，鲍君甫和刘鼎将“假文件”交还巡捕房后，鉴定文件为“学术研究资料”，而被捕者是一位“激进学者”。巡捕房由此相信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此后，鲍君甫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被保释出狱。
吴德峰夫妇在回忆营救关向应一事末尾提到，“吴德峰派出交通员黄慕兰携重金疏通法官、聘请律师辩护，最终保释关向应无罪**。”
黄慕兰在书中写道，吴德峰告诉她，关向应到延安后，“在病中还惦念着我，知道我仍在坚持白区工作而向组织要求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呵！’”
吴持生认为此话不实：“成功营救关向应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她指出，媒体和“炒手”们不应为满足读者猎奇心而专挑某些环节肆意炒作，造成一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生死系于一个女子一颦一笑之间的误导，“这样做已经歪曲了历史，损害了共产党及我党领导人的形象。”
女“特工”？
陈志皋就是党组织为黄慕兰物色好的保释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当时正在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的父亲陈其寿（字介卿）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唯一华人法官，很有权势地位。
在日常工作中，黄慕兰最重要的关系人就是陈志皋。无论是营救关向应、发现向忠发叛变还是通过律师登报反击“伍豪启事”，都通过陈志皋之手完成。
事实上，早在黄慕兰接近陈志皋之前，其身边已围绕着不少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周康文组织了一个党外进步人士学习小组“世界与中国社”，陈志皋和同学孙晓村（“文革”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建中央副主席）都是成员。
《黄慕兰自传》中没有提到的是，当时孙晓村也在为互济总会工作，经常受命通过陈氏父子的关系营救被捕同志，设法使租界巡捕房不将他们引渡到中国地界，或通过法律程序帮他们打官司、保释。
2008年，民建中央官网曾连载孙晓村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文章显示，1931年夏天，孙晓村收到浙江省财务人员养成所的聘书，营救工作需要有人接替，就向互济总会提出，派一个能适应封建家庭的人继续与陈志皋保持联系。接替他的人正是黄慕兰，在孙晓村的介绍下，她以脱党的上层妇女身份出现在陈家面前，请求他们搭救被错捕的“姑表兄”（即关向应）。很快，她凭借得体的仪表和谈吐赢得了“陈老太爷”的信任，将她收为干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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