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自传》的读后感10篇(7)

7月初，最新一波黄慕兰的新闻报道刊发后，现年77岁的吴持生再次不厌其烦地将一连串质疑文章贴上个人博客，重申发现向忠发叛变、营救关向应、反击“伍豪启事”等事件都是党中央主动应变、群策群力的结果，并直指黄慕兰系因违反组织纪律被周恩来下令“淡断组织关系”，而非其自称的“奉命脱党成婚”。

在接受澎湃新闻（.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包括86岁的潘汉年研究专家尹骐在内的多位中共特情研究专家认为，《黄慕兰自传》有一定夸大美化成分，其特科身份存在争议，更接近潘汉年临时安排的联系人。

不过，尹骐亦强调，不应以今日眼光对黄慕兰过分苛责，当时革命形势险恶，其因恋爱、家庭等各种原因没能“坚持初心”，中途“疏离了革命”，类似情况也很常见。

黄慕兰家人长期拒绝媒体采访及探视。黄慕兰女儿陈大中的一席话经朋友转达给了吴持生。陈大中说，其母亲是亲历者，别人没有经历过，吴亦不可能知道当时的情况，“对一些非议不去理会，相信历史、相信正义。”

此前陈大中也曾多次向媒体表示，母亲对“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甚至“交际花”等称呼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营救部长？

“黄慕兰是我父亲吴德峰领导下的交通员，她做过什么‘特工’活动了？”7月30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吴持生语气激动、难掩愤怒。“我们党这么多杰出地下工作者，里面不乏女性，像第一女交通周惠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沈安娜，你们不写，为什么光要炒作黄慕兰呢？”

此前许多媒体将黄慕兰描述为“中央特科情报员”，隶属于中共特科二科（情报科）。事实上，黄慕兰在书中并未明确说明这一点。

据《黄慕兰自传》称，1931年1月，其调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是时任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征求贺昌意见后共同提名，经周恩来批准的。

贺昌是黄慕兰第二任丈夫，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当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此前错误执行“立三路线”被撤销中央委员。

据书中描述，当时贺昌还将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与黄慕兰“一起推荐给中央，留在上海从事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最终中央决定将两人“组织关系定为单线联系”，并确定黄负责对外联络，潘负责对内联络。

但公开史料与黄慕兰自传的描述有所出入。公开资料显示，潘汉年于1931年1月刚刚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4个月后，由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决定重组特别任务委员会，陈云、潘汉年与康生同期调往特科，潘汉年协助陈云，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按照一般惯例，本来应该是男对外，女对内的，为什么中央确定我对外呢？”《黄慕兰自传》称，组织上考虑到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和掩护，有助于向党外开展上层联络，即使不测被捕，也可以动用家庭关系奔走营救。

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沙青青长期关注民国史及特情研究。

在他看来，单从在互济总会任职一点无法论断黄慕兰的特科身份，现阶段也没有公开档案资料证明其与潘汉年的关系，“当时中共内部对她的身份熟悉者并不少，亦不可能真正做到所谓‘单线联系’。”

“互济会并非中共的核心机构，更不是秘密部门。”沙青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互济会属于中共的外围组织，也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中共成员的确可以借此组织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但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中共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沙青青称，事实上，1931年9月，江苏省委就曾明确发文批评互济总会及上海市互济会的工作，指出其“机械地将救济工作看成发展组织的唯一出路”，不重视群众运动和宣传，因此甚至“形成了收买的工作方式”。

交通员？

1931年5月，贺昌请求到中央苏区去打游击，被批准。黄慕兰要求与贺昌同行，贺昌没有同意，还请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做她的思想工作。

据《黄慕兰自传》描述，戚元德将她请到家里劝她，还提出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了，希望她设法营救。黄慕兰在书中称，这是“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日后其子女回忆，营救关向应正是母亲最喜欢向他们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