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中，有一幕就是周恩来边理衣箱边对邓颖超说：“黄慕兰来电话说，法捕房薛耕莘通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
薛耕莘后来官至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成为法巡捕房华人最高职位者，与潘汉年、李克农等地下党元老多有往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人。
而孙晓村在《我的回忆》里也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陈志皋的父亲那天突然回家告诉陈志皋，让黄慕兰找孙晓村报信，法租界抓到共产党头目向忠发。他们还准备请法国律师设法营救。黄慕兰筹了一皮箱的钱，正要送去，陈父又派人来信说不用送了，向忠发已倒向蒋介石，供出了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并带人去捉。
根据吴德峰等多方回忆材料证实，其实周恩来对于向忠发被捕也早有准备。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怕向忠发出事，让他暂时与自己同住，并告诫他不准外出与姘头会面。6月21日晚，向忠发夜宿旅馆未归（隔日早上被暗探抓捕），周恩来立即提高警惕，按照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发出危险信号，通知所有有关人员疏散转移，同时派人寻找向忠发下落，很快查出向忠发牵连陈琮英等被捕并组织营救。
22日晚，周恩来住进了机关新点——周惠年家，而非《黄慕兰自传》所说的法国都城饭点。凌晨1点，提前埋伏的特科人员看到向忠发领着巡捕房的人打开了周恩来家大门，确认他已叛变。
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24日凌晨3点即被枪决。这也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策划反击“伍豪启事”？
《黄慕兰自传》中提到康生和潘汉年两次坐车找她面见周恩来。一次是向忠发被捕次日，周恩来要求黄慕兰向巡捕房有关人员花钱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她认为此举不合情理，可能暴露身份，并没有答应，“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临走前周恩来还表扬她与潘汉年配合“一上马就为党立了一大奇功！”
而据《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记载，几天后潘汉年就通过上海社会局情报人员吴汉祺拿到了向忠发的口供。
据《黄慕兰自传》称，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开车接黄慕兰去见周恩来，到后两人离开。周恩来先是表扬她成功营救关向应，又说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四处造谣周恩来已叛变自首，问她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办法替他辟谣。黄慕兰提出可由陈志皋律师代表他用“伍豪”的笔名发一则启事，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对于这两处描写，沙青青认为“可信度很成问题”：“以她这个层级的身份，周恩来在当时不太可能冒风险与其见面商谈。从组织关系上来看，也不合理，我甚至怀疑周本人与她并无多少直接的工作交集。”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马长虹也曾公开撰文称，“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针对“伍豪启事”事件，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等人均曾发文批驳黄慕兰说法的漏洞：
首先，周恩来于1931年12月21、22日，由中共中央交通局人员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苏区，而国民党方面炮制的“伍豪启事”是在1932年2月16日起在上海各大报纸陆续登出的，“周恩来对于处置‘伍豪启事’的全过程既没参与，更不知情。”
其次，策划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不是黄慕兰，而是上海临时中央。继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报辟谣声明后，中央特科设计利用公开报纸作出反击：先是在《申报》登出一则间接辟谣的广告，之后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后来陈志皋出面找了法国律师巴和完成此事。
国民党的这则“伍豪叛变”启事，在“文革”时曾被“四人帮”利用以诬陷周恩来。吴持生曾愤怒地指出，黄慕兰自传中的这段描绘，恰好“伪证”“伍豪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未进苏区，“不正是‘四人帮’之流如饥似渴，难以寻找的诬陷总理最好的‘证言、证词’吗？”
“奉命”脱党成婚？
“奉命”脱党成婚，是《黄慕兰自传》中更为人指摘的说法。
1933年5月，潘汉年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此前一年，因世界与中国社部分成员被捕，黄慕兰与陈志皋等人前往杭州暂避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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