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自传称，她回到上海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他原先的岗位由刘伯垂同志继任”。陈志皋1933年向她正式求爱，当时贺昌还在苏区（1935年3月牺牲），她迟迟未予答复，直到刘伯垂夫妇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刘伯垂夫妇声称，“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强调其与陈志皋结合有利于掩护身份，绝对合乎工作需要，并承诺将向中央证明此举不是私自的无组织行为。
黄慕兰慎重考虑了“组织上的意见”，最终应允陈志皋的求婚，于1935年5月举办婚礼。黄慕兰自传中还提出，这门婚事在1938年得到了刘少文代表周恩来的批准和认可。
不过，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等人均质疑刘伯垂是否接替潘汉年“单线联系”黄慕兰。
公开资料显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垂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前往日本，次年回国隐居于上海。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派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福建事变”后，刘伯垂赴闽，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该政府被迫解散后，刘再度返沪。回到上海后，刘伯垂并未谋事，他肝病缠身，生活清苦。1936年秋天，刘伯垂在上海病逝。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撰文介绍，在康生、潘汉年离开上海后，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欧阳忻、刘子华相继主持。
孙晓村也否定了黄慕兰的说法。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在杭州期间，陈志皋与黄慕兰已经开始恋爱，他还劝黄慕兰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
“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即黄慕兰）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孙晓村在上述文章中称。
吴持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曾提及戚元德的一份原始回忆材料，注明黄慕兰“是大革命时代党员，曾为党做过有益之事，后因其作风等事端屡教不改，违犯秘密工作条例等原因，经恩来同志决定与其切断组织关系。”
“她脱党后，也未发现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问题，继续还做过一些对党有益的事，是我们的朋友、革命的同路、同情者，不是敌人、坏人。”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曾这样对女儿吴持生说。
一位要求匿名的特情研究专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其从权威渠道获悉，“黄慕兰与陈志皋的恋爱显然是违反纪律的，所以特科与黄脱钩，并对黄下了脱党结论。”
从解放到“文革”再到平反后，“脱党”问题始终是黄慕兰的心结。
1955年，黄慕兰因“潘扬案”被捕，进行内部审查。1963年被判“叛徒、特务、反革命”罪，管制三年。1967年6月再进秦城，直到1975年出狱。此后历经4次申诉，1980年才告平反。
据《黄慕兰自传》称，在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其无罪的正式公文后，附有公安部对其所作结论：“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黄慕兰对此拒不接受，在公安部结论后写明自己“在白区地下工作一直保持单线联系，从未脱党过，所谓‘脱党’是对特殊任务掩护的说法”，并表示将继续向中央申诉。
《黄慕兰自传》提到，1987年，上海市委组织部传达中组部决定：“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
在党籍问题解决后，黄慕兰仍继续为党龄申诉。
199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纪念集，黄慕兰被列入“现任参事名录”。名录介绍她为“中共党员”，列举其个人事迹，并未触及“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等入党时间和党龄问题。
在《黄慕兰自传》附录“黄慕兰生平大事表”中，1991年标注为“庆祝上海参事室四十周年，承认党龄连续”。
吴持生对此并不认可，“我党地下工作者只需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存在‘脱党’问题，党员因派出工作暂时断开组织上的联系，回来后经审查无问题即可恢复组织生活，也不存在什么‘恢复党籍’的问题。这是隐蔽战线的一个基本常识。”
真伪拉锯
2004年，《黄慕兰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2016年两次再版。2013年1月11日揭晓的“2012年后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将《黄慕兰自传》列为传记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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