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研究专家尹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潘汉年1963年“假释出狱”后在北京郊区田河农场劳动，期间曾写过一份个人“特工”生涯的回忆材料，至今未予公开。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尹骐开始写作《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有机会看到这份材料，其中提到潘汉年把黄慕兰从互济总会“借调”到情报系统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接近拉拢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赵子柏。
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鲍君甫身份暴露被捕押回南京，重组的特科急需在租界巡捕房建立新的内线。而之所以选择黄慕兰，潘汉年看中的也是她与陈志皋的关系。他听说“这陈律师正在热烈追求黄慕兰”，由黄出面找陈律师做中介，再去接近巡捕房的人，既合适又比较容易。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尹骐根据潘汉年的回忆详细叙述了黄慕兰与赵子柏的来往。赵子柏对黄慕兰几乎一见钟情，急于与她交朋友，对此黄慕兰曾向潘汉年透露些许反感，但潘建议她“冷热适度，一张一弛”，慢慢地可以单独与他会面进行试探。但他同时提醒黄慕兰，“一定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迁就他的过分要求。”
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接受中国军网采访时曾谈到，中共特科建立之初，周恩来等领导人便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
不过据《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披露，黄慕兰能够拉拢赵子柏打听巡捕房内外的各种消息，除了个人魅力，丰厚酬金也是重要因素。只是过了一段时间，黄慕兰隐隐约约告诉潘汉年已对赵的粗俗态度穷于应付。潘汉年意识到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便决定另派一位情报干部去他身边充当“伙计”，希望能在巡捕房谋得一个正式职位以便长期埋伏。
然而在黄慕兰借口中断与赵子柏的联系后，他就再也没有原先的热情和积极心，对情报系统交给他的任务渐渐虚与委蛇。不久，潘汉年决定另谋一条通向巡捕房的情报渠道，放弃赵子柏，也撤出了派到他身边的那位干部。
尹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特科除陈云、潘汉年、康生领导外，固定人员很少，行动科从事暗杀叛徒，工作人员相对多些，情报科则只有几个人，多的是由潘汉年临时联系调派一些人，参与处理具体的任务。黄慕兰应属此类，其组织关系在互济总会，并不属于潘汉年直接领导。
尹骐始终对黄慕兰的命运怀有几分悲悯：“当时不管党派她去做什么，她都表现得很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黄慕兰自传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赵子柏。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黄慕兰从秦城监狱出来就拿起了笔。她总共写了六个版本的传记，其中最长的自传是为党组织写的，至今仍遵守纪律不公开。
率先发现向忠发叛变？
就在黄慕兰接近赵子柏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向忠发在法租界被捕事件。
《黄慕兰自传》中提到，1980年4月，邓颖超秘书杨荫东曾嘱咐她再写一份有关发现向忠发叛变前后经过的材料，“因此事党内长期未公开过，而我是最早发现报告党组织的当事人，理应补述当时情况留存中央存档的。”
有媒体据此报道，“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并未提及黄慕兰有无“率先”向潘汉年汇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书中仅写道，潘汉年接到中央指示，要求黄慕兰立即约见赵子柏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重金请他向租界巡捕房当局疏通，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引渡要求。但由于负责出面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强硬态度，行动未能成功。
“潘汉年应该有很多渠道能获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黄慕兰自传有点夸大（个人作用）。”尹骐认为，许多历史事件，各人说法不一、没有旁证，很多细节确实很难确定。
事实上，黄慕兰在咖啡馆“偷听”到的消息，也是别人有意传达的。这个人是时任法租界巡捕薛耕莘。据其本人向媒体记者回忆，当他得知向忠发被捕、即将出发指认领导人住址，对其行径不齿，就让同在巡捕房做翻译的同学曹炳生赶紧把消息透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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