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谈秘密工作和高层领导的事。以上是我偶然听到的，因为好奇，所以记得很牢。但父母对我们孩子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多年来从未对他人讲过。全家经历“文革”磨难之后，我才从父母及其他老同志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和一些详情。
黄慕兰破坏纪律，周恩来下令“淡断”与其关系
父亲吴德峰1922年投身革命，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戚元德28年入党，他们因长期工作关系和隐蔽斗争的性质，了解很多党内历史上的事。文革开始后，父母都受到批斗和群众**，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主席、总理百年之后坏人当道，祸害国家，尤其是江青一伙。见到故意歪曲历史，愚弄后人的现象，他们心里很不平静，因此陆续向家人讲述了一些史实，其中有的涉及到黄慕兰。我和家人帮助他们整理史料时，也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但嘱咐有些事情知道即可，不得私自乱讲。
关于当年父亲对黄慕兰讲“受命与你断组织关系”，父亲说，那叫“淡断”。父母告诉我：情报、交通等秘密组织，有极其严格的制度和纪律，没有节制的乱性，是秘密工作绝对不允许的大忌。总理一再强调，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在性生活上不能自持、乱来的人，迟早要给组织惹麻烦，这种人不可担任党的机要、秘密工作。
1981年武汉妇联写武汉妇运史料，提到过黄慕兰问题，我去看肖克叔叔和蹇先佛阿姨时谈到此事。肖克叔叔提及她过去的行为直摇头，告诉我：中央搬苏区后，黄慕兰去找关向应，当时有人开玩笑要关向应与黄慕兰“复辟”，关向应非常气愤的责骂黄慕兰：下流无耻，黄慕兰无趣而退。
据我所知，我党地下工作者只需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存在脱党问题，党员因派出工作暂时断开组织上的联系，回来后经审查无问题即可恢复组织生活，也不存在什么“恢复党籍”的问题。这是隐蔽战线的一个基本常识。如原国家计量局局长严希纯等同志的民主人士、中共党员的双重政治身份是在文革混乱中才被公开的。因此，所谓黄慕兰“奉命脱党”问题，实际上是父亲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逐步地切断她的组织关系。
关于“咬舌头”等事，因涉及的人较多，就不在此用笔墨了。如组织上派人来谈，可以倾我所知。
我认为，上述那些不实的新闻报道和肆意炒作歪曲了历史，破坏了任何党派都赞成的实事求是原则，说的更严重些，是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泼脏水，丑化我党隐蔽战线，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于史、于今，对国家、对人民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陈赓前辈（1961年去世）是否说过：“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周总理是否称她为“党的百科全书”，也不想去考证。但我可以确定，假如黄慕兰老人看到这样的报道，她的理解与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定不同。
本文仅针对不实报道和胡乱炒作加以说明和校正，不当之处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中国共产党党员 吴持生
《黄慕兰自传》读后感(九)：《黄慕兰自传》被指“歪曲历史”，专家称有一定夸大但勿苛责
1931年6月22日下午，24岁的黄慕兰坐在上海一咖啡馆内，正与律师陈志皋闲谈，偶遇陈的同学、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炳生。
曹炳生“无意中”谈起“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获的”，还说“这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黄慕兰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边紧张地琢磨此人是谁？她突然想到了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于是赶紧佯装头痛回家，将消息传给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通知周恩来等领导人紧急转移，躲过一劫。
这是今年1月再版的《黄慕兰自传》中描绘的一幕，封面赫然印着“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的字样。在书中，黄慕兰自称与潘汉年同时被推荐给中央，留在上海做地下营救工作，她负责对外联络，潘负责对内联络，两人“组织关系定为单线联系”。
今年7月18日，黄慕兰在杭州一家医院度过110岁生日。在此前后，媒体报道多誉以“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过周恩来”、“曾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
不过，对于这样的评价，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坚决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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