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尚到波洛克读后感10篇(9)

  展览从19世纪中叶美国打开日本门户始,一路梳理了美国是如何在绘画、文学、音乐和舞蹈中接受东方的。展览呈现给观众上百个艺术家(其中包括作家和诗人)的270件作品,从绘画、雕塑、影视、装置,到书籍、表演和电影。虽说东方影响西方早在18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风格中就开始了,他们在装饰图案中吸收了从中国瓷器上学来的中国人物和风景元素;晚些时候,又有印象派吸收日本浮世绘的平面描绘和边角构图,但这类影响基本停留在艺术的形式层面。而今年古根海姆的这个展览,呈现出的亚洲影响远超出了形式,而*到思维方式和审美立场上。正像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主任克冉斯评价的:“这个精彩纷呈的美国艺术展示,肯定是一个在创新和审美观念的高层次上,一种榜样转换的展示。”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展览向人们呈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史构架——在形式和观念上与亚洲为伍的一种构架。显然,这是对于传统的美国艺术史构架的挑战,因为历来美国艺术史只表现美国艺术和欧洲的对话,梳理他们接受欧洲的影响。但如今他们居然转换角度,把东方思想对于美国艺术的影响从头作一番梳理。理清这个线索对美国人来说重要,对我们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也许更重要。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榜样,或者说一种做法:别人是如何吸收异域文化的。

  美国艺术史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图像:无论美国艺术在20世纪早期的抽象画之中吸取东方的意境表现,还是“二战”后抽象表现主义在笔触手法上的直接借鉴,都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形式的学习永远是有限的,肤浅的。而当美国前卫艺术家在50年代左右比较有规模地进入东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之后,一种深刻的改变开始了,这种改变导致美国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后充满了惊人的活力和创作力,使得美国做成了世界艺术的领导者,这个地位至今尤在。本篇文字正是要从深层次上去进行了解,东方的精神事物——尤其是禅宗——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艺术走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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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解开禅宗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知道,禅宗是一个最具东方气质和精神的事物,它包含了中国文化中最精粹的成分:无分别,无挂碍,无念,无我,喜悦,从容,清新,活泼,摆脱一切理性的障碍,活在最纯粹的自然生命状态中⋯⋯因此,美国人——尤其是艺术家——接受的禅宗不是作为一个宗教,而是当成改善生命状态的养分来吸收的。这是美国人的聪明,也是美国人的敏锐——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人的厉害。

  美国和佛教最早的接触可追溯到1844年,美国超越主义代表作家爱默生写了篇文章:《佛陀的倡导》,这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启蒙者,是从一本法文书——《印度佛教历史介绍》——上第一次知道佛陀的,他马上体悟到其中珍贵的东西,就撰文向大众介绍。美国和佛教的第二次接触是1893年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大会上,佛教僧人首次在美国出现,来自日本的宗演禅师在会上讲演(铃木大拙担任翻译)。

  由这里开始,佛教渐渐进入美国,这基本是由经日本人推动的。这里特别要说说两个都姓铃木的日本人对禅宗的传播,其中一个是铃木大拙(DaisetzTeitaro Suzuki,1870—1966),一个是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1904—1971)。这两位都是真正见性的禅师,都选择了美国作为传播的对象。一个在美国东海岸(纽约),一个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

  铃木大拙在西方知识界名气很大,因为他用英文写了很多书。他年轻时习禅,1897年由他的老师宗演禅师推荐到美国,和一个美国学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和其他佛教经典。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上住了十一年之后,他发现西方世界对东方民族的想法和知觉十分无知,因此决定要向西方好好解释禅宗。他在1927年发表了英文的《禅论文集第一卷》,此后陆续写出了数十部说明禅宗的书,竭力用英文使深奥的禅宗通俗化。通过他的书,欧美思想界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大乘佛教,什么是禅宗。铃木大拙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禅宗系列讲座,他的这些讲座在美国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现在翻开美国现代艺术史,一进入50年代,铃木大拙是一个随处可以见到的名字,因为很多改变美国艺术走向的艺术家,当年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他的课。

  我们可巧在美国哲学家丹托(ArthurC. Danto,1924— )的文章里,看到了他对于铃木大拙禅学讲座的描述。铃木大拙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禅宗讲座的时候,丹托正在那里任教。丹托很生动的告诉我们:铃木大拙的讲座是每周一次,通常在傍晚,而讲座设在哪个教室,不必看通告就能一目了然,因为去听讲座的家伙们大部分是艺术家,他们跟校园里的教授和学生打扮举止完全不同。比如女性通常是有些年纪的,长发,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还挂着围巾和披肩之类,这种牵牵挂挂的装束让她们看上去显然很异类。这样的异类在哥伦比亚校园内除了在铃木的讲座上出现,断断不会在校园的其他讲座上出现。他们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师生相比,“好像是两种不同的鱼类”。而反过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听这种课,只除了丹托,他甚至还精确地观察到,另一个也乐意去听课的教授是仅在哥伦比亚待了一年的客座教授。通常铃木的听众有四十人不到,他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丹托不认识他们任何人,因为他来自另一种“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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