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狗子的朋友，对他在《独白2》中对象与场景的甄别与遴选，有着浓厚的兴趣，死婴、疯子、**、瘸子、弱智一系列边缘人，他习惯于生活在前，写作随后，甚至同步追述，让自己的生活立竿见影般地得以体现。
狗子享受着“酒后之人天然拥有的道德豁免权”拒绝寻找道德层面的价值，也拒绝阅读层面的刺激，就像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文学意义一样。明眼人都可以发现在这本小说中狗子行文的一大新特色，就是经常在语言叙述中并置括号，并在里面又一遍言说，把前面的话注释或颠覆一番。例如：“如情此景令人泄气（这有点像跟人斗洒，对方是一个天生有酒精免疫力的家伙，怎么喝都不醉，自然这酒是没法斗的）”；“严寒从这个对手从他眼前溜掉了（至于酷暑——单指北京的酷暑——阿坚大概从来就没放在过眼里）”；“说他们是疯子（鲁迅的说法叫狂人）”；“她的噪音略沙哑（是否真的沙哑我不敢保证，但这是我对鸡的声音的某种莫名其妙的成见）”。这种叙述的纠结正是狗子对小说的所谓文学性的恐惧，对情节、故事、宏大叙述、崇高意义、抒情描绘的拒绝。
后王朔时代那些坚守“真实性写作”的作家，如今已逐步拉开距离——张弛变形，阿坚流水，丁天精致，春树剪裁，石康矫情，曹寇夸张，顾前冷漠，阿乙节制——不论从个人狭义的文学期望角度，还是从广义的生活经验角度来说，他们和狗子都是在强化虚构与真实、诗意语言与应用功能的对立，这种迷恋日常生活文本，无一例外的面临着文字艺术有效确认的窘境。
狗子说：“写作，唯有写作，你就是能一个人在角落里自己跟自己较劲。郁闷啊。”春树也曾对狗子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有写不尽的真实经历，何必恐惧素材的匮乏。幸好他们对写作的持续性，有着天然的自信。
酒色不分家，狗子在书中说：“总之酒能灭色，但色灭不了酒，比如在热恋中，我往往喝得更凶而不是相反，于是就有女友问我（质问）：我和酒，你选择谁？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她：选择你！然后一仰头把杯酒干掉。”如今，狗子自身的婚恋状况充满原生态的戏剧冲突，几乎够他一生写的。对于狗子勇于实践勇于献身的精神，对于坚持自我真实性写作的狗子，我当然也还存于一点点的期待，前提是——如果那也是小说。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6月4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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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读后感(五)：狗子写作的时候，不拉窗帘
众所周知，海明威的写作姿势别具一格：这位大师总是喜欢站着写作。与海明威有着相同写作习惯的是伍尔芙和卡洛尔。马克吐温和史蒂文森显然更懂得享受，他们躺到床上去写作；而卡波特、弥尔顿以及涅克拉索夫需要躺的不再是床而是地板，这时他们才能够进行写作；至于罗斯特和富兰克林，他们将自己写作的地点搬到了浴缸里；更不用说蹲到马桶上的塞甫和**的穆尔了，作家们的写作习惯可谓争相夺艳、不拘一格。但许多作家还是在同一点上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在写作时，将窗帘拉上。随着窗帘的拉合，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呈现出来，它幽闭，稳固，安全，同时又有由暗色带来情绪的辽阔与深远。拉窗帘这一日常动作由此成为了一个极具意味的写作仪式，窗帘围裹起来的是一个与现世相隔的独立空间，文学就在那里自由伸展。
然而狗子写作的时候，却是不拉窗帘的。他要求的是带窗的房间，窗前有树，有婉转的鸟鸣（P182）。这时候他就会先收拾干净桌子，然后才将纸笔置于桌面中央，右手放置烟缸、烟、打火机，再将沏好的茶置于烟缸旁边，茶杯与烟缸的角度与距离需要不断地反复调整，直到自己满意为止（P153）。他做这一切的前提是桌椅的高度要匹配，桌子不能晃悠，椅子则应该是带坐垫的硬木椅（P182）。然后他开始坐下来进行写作。但他的写作是脆弱的，他不停地起身踱步，站到窗前凝视，到床上靠着，上厕所，抽烟继茶，有时候还翻箱倒柜仔细检查每个柜子抽屉（P155）。而比如遇到没有大横格本、没有黑色的施德楼牌圆珠笔，又或者桌子稍微有些晃悠等等情况，他的写作也将停止（P182）。显而易见的是，狗子对写作处处渗透着“沐浴焚香”般的圣洁。但是狗子显然没有对窗帘产生应有的重视。当然这也是因为写作的仪式感在狗子这里已经被酒替代，窗帘被舍弃，喝酒才是他最具象征意味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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