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随笔选》在他高度凝练的诗歌之外酿制了这种离心之蜜，以供我们凝神补饮。它用一种更加明晰的声音，诠释着“词就是物”、“写作就是生存”的真理，它召唤着诗人走出西门，去赶赴下一个命运的约会。他将伟大的诗歌从远方带来，留在了这片布满长椅和草坪的诗歌自治区，留在红色礼堂前的布拉格广场。在那里，一首诗可以在五分钟之内迷倒一个女孩，夜游的恶鸟会“哇”的一声从枝头逃跑，于是，“往事如**向外溢出”（张枣《厨师》）：湘楚、巴蜀、德意志、西门、望京……诗人同时留下了毒药和解药，在宇宙内部那个似是而非的正常编码中，我们靠它们来谱写每个人的练习曲，发每个人的羊癫疯，中每个人的谶，开每个人的锁，营造每个人的拜伦和我们自己的官方。本书在优雅的离心运动中厘定了一种向心的甜：诗歌应该做点别的，做那些最要命的。
2012年5月9日，北京法华寺。
《张枣随笔选》读后感(四)：世界是一种意义，不仅仅是存在 ——张枣逝世六年祭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腑肺间被润色
——奥登《悼念叶芝》
对张枣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镜中》开始的。成名作是那么美好的东西，甚至美好到足以掩盖一个诗人一生中的其他创作，戴望舒就恨于走不出“雨巷诗人”的阴影，一提起张枣，他便也与《镜中》等价。
我们并不会否定《镜中》，因为这首作品至今仍是张枣天才诗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要一提到张枣，这首作品就会成为满天飞的唯一例证，所以今天我们并不会过多地谈论它。（当然在今后合适的机会，我也会再次写到这首作品。）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张枣的诗集，是《春秋来信》和《张枣的诗》，这两本书在市面上已经断货（孔夫子网也许还有），但是应该还有散落在各处的张枣诗歌未被发现。
除了“诗人”张枣这一身份之外，“文学批评者”张枣，“译者”张枣，这些新的面孔也逐渐浮出水面。
说张枣是文学批评者，是因为《张枣随笔选》的分量。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张枣对诗歌创作方法论的独立观点，对其他诗人创作的评价，以及对于新诗源头的大胆溯源。散文集中，张枣一反当代诗人对鲁迅的那种“暧昧”的反对态度，非常旗帜鲜明地褒扬鲁迅对现代性理念的践行和创作，认为是鲁迅的《野草》（而不是胡适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之路。
对此，我的想法是，胡适的功绩主要在形式的革新，没有这个开始，恐怕很难有后续的自由创作的理念。但是正如张枣所言，《野草》的现代性，才是从思想上更加持久地推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在当今社会，《野草》的价值恐怕只有专门的鲁迅研究者才会重视，新诗研究者们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学问研究的割裂，门户之见，人性的偏狭，故意回避自己所受到的影响来源的小心思，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张枣有着非常健康和明朗的表态。
其实张枣对鲁迅的褒扬，并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致敬，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得远一些，会发现鲁迅早期有一篇题为《摩罗诗力说》的长文，系统梳理了求自由，爱生命的摩罗诗人们的生平和创作，那可不是偶尔为之的友情出演，而是积聚自己生命热力的倾心大作。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得更远一点，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源头，按照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振声老师的观点，恐怕也并不仅仅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要上溯到章太炎先生。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把人片面化了，只有像张枣这样跨过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层（他写过古体诗，有家学，现代诗中也从不回避传统诗歌对他的影响），跨过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他的外语非常好，精通英语、德语），才能够得出这样不同于其他人的有建树的观点。
此外，说张枣是翻译者，可能是张枣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他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最美的东西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了。但是我们依旧认为，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翻译是一种推荐，是一种介绍，是一种普及，特别是一位具有谦虚精神，时时在翻译中如履薄冰的诗人，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那些时时刻刻忍不住要通过翻译别人的作品来展现自己“才华”的人，并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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