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是好高的评价。读到那段时，忽而联想十七岁的朱天心，一副女子之躯，站在一个国家的代表性诗人的巨大影子下，是一幅什么样的神情，而这所代表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继承关系？。
我相信一位作家无论是何原因离开祖国(流亡，出走)，却永远无法抛开他身份中所负担的前人。台湾文学亦是如此，连贯性上看，他们还是认同“中国”的，当然是作为一个真实存在却没有实体，没有国境线的“文化中国”而言，而非一个政治上人为划定的势力范围。也正因如此，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外省人”，一端是党国教育，宣扬强化着与之局面对峙与势不两立，而另一端则是长期浸淫，熟悉的中国文化。海上浓浓的重雾把文化上的联系隔开了，对彼岸的无知和陌生感加重了自我的拉扯与迷失。眷村曾经给人的印象是迷茫的一群人，特殊的身份，精神上无依无靠，生活上与原本的落差巨大，不知是融入还是回归，是继续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或是安身立命委身于这一方小岛之上，都成为了难以摆脱的困扰问题。
既不同于塔可夫斯基将“怀乡”处理为一个当代人普遍的精神问题，也不同于那些泛滥的口述历史的碎片篇章，朱天心兼有书写眷村一代心灵史的野心和将故事紧紧地箍在自己生活中的地气，“兄弟们”就象征着这种集体的在场，同时也仅仅只作为一种类似于邻里的回忆，扎实于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抽离成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我们突然发现，这样的记录与我们相隔不远，那些夸夸其谈的国内外局势说穿了，仍然是少数人的游戏，它们为人所不信，只是阴谋与人性黑暗的佐证，而只有个人的生命事实才是历史真正的负担者。这真是一种讽刺。
二十世纪的战争和动乱，使得许多人情感和身体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构成了这些族群的怀乡病。眷村只是在这个世纪中如此繁多的问题投射到我们身边的一个影子，即便到现在，真实的眷村也已不复存在。它们的诸多细节和原貌更多的作为图像和书籍被记录下来，正如朱天心写作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本书也是一份努力，“不过就是不忍一代的外省眷村人成为谜般的不可解，或轻易一页翻过的‘在场的缺席者’。”如朱天心所说，作为作家，她曾将自己视作国王的新衣里那位打扰了和平的小孩，与之有相同的勇气和抱负，“逼视那些别人不愿意看到的。”得于这样的努力，作为一段历史的眷村得以遗存，如今我们能读到朱天心的小说，看到侯孝贤的镜头下那个泛着乡愁的台湾，正与那些曾经的生命事实呼应着，即便它们在将来会变的遥远。
我之所以喜爱朱家姐妹们的作品，在于他们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的奇特视角，从不羞耻也不怯懦的勇气；也同时因为他们用相同的勇气关怀着城市与历史中散落的、孤立的、被人所淡忘的族群，并以一种作家的自觉和责任（或称之为不忍之心）书写着他们。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读后感(六)：蝙蝠与木头色心脏
伊索寓言里的蝙蝠，徘徊于鸟与兽之间，无可归属，就如眷村里的孩子，是大陆人眼中的台胞、台湾人，又是台湾本省人口中的「外省人」。
生于一九五八年，母亲是台湾苗栗人，父亲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到台湾的祖籍山东的军旅作家，朱天心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外省第二代。她的小说明显偏向于对「外省人」的描绘，在台湾族群问题激化以后，她更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外省人。
文集中大多数作品创作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当时依旧处于戒严时期。但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战导致的经济危机波及台湾，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神话首次遭到挑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与美国建交，台湾人再在政治认同上遭遇危机。经过了二十年的威权统治，许多人的政治参与权被剥夺，矛盾积累。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台湾处境，乡土文学运动也于一九七〇年前后崛起，台湾文坛开始有人疾呼，要作家从模仿西方转回来关心自己身边的现实问题。
而对朱天心，故乡在他处，她笔下眷村的乡愁不仅隔着一湾海峡，还有对故土的日益生疏，对担心会渐渐忘却不在身边甚至不知生死的亲人的惶遽，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和无所适从。《百年孤独》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远征归来之后想把马贡多迁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妻子乌苏拉不愿意搬家，于是问他为什么他们已经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了，却还是要搬走。「我们还没有死过一个人呐，」他说，「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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