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指南读后感10篇(9)

于此同时，我们还能隐隐看到文本背后的Gwendolyn MacEwen。在《好奇的追寻》中的《序：早年间》，阿特伍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张MacEwen的素描。她童年家庭连遭变故，18岁时从中学辍学去追求文学使命（小说中理查德遇见塞琳娜时她也正好是18岁）。此前，加拿大已有女诗人团体，但“这个写作群体力量如此薄弱，受到如此强大的围攻”。那是创造本土神话的开端年代，阿特伍德写道：“占据批评界的中心舞台的是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而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及他对大众文化的结构分析正日益上升。莱昂纳德•科恩的第一本诗集题名《让我们比较神话》；詹姆斯•林尼的杂志《字母表》把全部版面都贡献给了‘神话诗学’的批评方法，或者说贡献给了‘现实生活’和‘故事’之间的一致性；而加拿大诗人则不断告诉对方，他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创造‘本土的神话’。”

故事的忧伤或许正在于神话破灭的绝望感。塞琳娜如同一个逆流在荒野一般的“加拿大文学”的版图中，试图在虚无的围攻中创造出一个清晰且独特的神话。而理查德所指涉的似乎是沉重的“假拿大”——被历史与外来物的冗余物所包围。然而，神话建立之后却被时间的浪潮摧毁，更可怕的是理想中的“加拿大”和“过去的加拿大”都一并被消灭了。阅读这个短篇，我们为生活与时间的龌龊所伤感——无论是塞琳娜还是理查德，生活最终都归于死寂。在这背后幸好还有写作的力量——它是希望。理查德通过对塞琳娜的重新阐释使她重生——这其实是对伊西斯神话的改写。伊西斯的丈夫被谋杀后她找到他的尸骸使之复活并成为冥界的主宰和死亡判官。而在阿特伍德的凡俗神话中，是理查德通过一个个脚注以及再现使得塞琳娜复活并成为一个再生的神话。作家们通过写作重塑自身的文化身份并实现对生活的超越，正如阿特伍德在《我眼中的诺斯罗普•弗莱》所写的那样：“当所有一切都位于低谷时，当你发现写作的结果竟然是给面前的大队顾客的扉页上写诸如‘生日快乐！安妮敬祝’之类的祝词，而你再怎样抗议自己不是安妮也只是徒劳时，当你发现如此结果与你写作的初衷完全脱节时，你总是可以告诉自己，文学追求本身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有时，相信文学追求本身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有时是一种信念行为。可诺斯罗普•弗莱相信，并理解。”不只有弗莱相信并理解，阿特伍德亦是如此。她深知文学的艰辛，更明白“加拿大文学”意味着什么。她以她的毅力和坚持，去追寻意义，去捍卫文学的价值，去对抗身份的焦虑。

然而文化身份的双重缺失所引发的焦虑并不是那么容易祛除的。阿特伍德在1972年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文学的论述《幸存》，此后她陷入了困境。她描述当时的情形：“只要发出‘加拿大文学’这个词的音，就会引发一场电闪雷鸣、冷嘲热讽的传染病，尤其是在加拿大人之中。”在那个解放与觉醒的年代，构建/重构的企图都很容易引发争议。在这本书中，她对四种受害者进行了分类：“否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但把它解释为命中注定、上帝的意愿、生理的支配（如果你是女人）、历史的必然、经济状况、潜意识、或是其他别的更有力更普遍的原因；承认你是个受害者，但拒绝接受这种角色是不可避免的假定；做一个有创造性的非受害者。”在阿特伍德的描述中，加拿大是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身份模糊。要获得自身的明确身份，必须诉诸灵活而明确的策略。阿特伍德在《肉体伤害》中所使用的策略是扭曲美国的形象——或者说以一种刻板印象去对抗“美国”所试图建立的形象。而1972年出版的《浮现》，则将场景放到了“加拿大”的核心场景——荒野之中。

对于阿特伍德而言，荒野意象无疑是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非受害者”的重要手段。在塑造“加拿大”身份的过程中，“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上文提到的Gwendolyn MacEwen写过非常出色的历史诗剧，而阿特伍德也写过诗集《苏珊娜•穆迪日记》，回溯加拿大早期拓荒历史。而“荒野”无疑是这些诗句中的重要角色，它隐藏在表象繁复而变化万千的土地边缘，代表着加拿大最原始、最本质、最真实的一面。《浮现》中的年轻女画家*荒野寻找失踪的父亲，同时也重寻自我。

在《浮现》中，与传统的荒野相对的则是美国人。他们如同肮脏的外来物种一般遍布荒野。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正把我们引向歧途，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他们像病毒一样蔓延，病毒钻进大脑，取代细胞，细胞从内部发生变化，染上疾病的细胞不分是非。就像最近的一部科幻电影，那些来自外层空间的生物。他们是肉体劫持者，他们把他们自身的基因注入你的身体，取代你的大脑，他们墨镜后面的眼睛没有眼球，鸡蛋壳一样。如果你的外貌与他们一样，谈话与他们一样，思维与他们一样，那么你就是他们。我是说，你讲他们的语言，语言是你所做的一切。”加拿大身份的危机混杂着女主角自身的身份危机，在混乱的荒野之中酝酿成一片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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