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退役军人赛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则是战争的牺牲品；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的精神深受创伤，最终精神崩溃，时刻处在幻听幻视下，“赛普蒂莫斯思忖：那帷帘上的花纹很怪，好像一棵树。天地在**，颤抖，眼看就要化成一团烈火。”在他的潜意识里，天地在崩裂，帷帘的花纹十分怪异；他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丑陋的表象；他的这种意识来源于其在战争中所产生的痛苦的情绪体验，烈火象征着战争的硝烟，无数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这种被压抑的痛苦体验让赛普蒂莫斯难以承受，于是他只好去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宁静。 他渴望着一个和谐的世界，在那里没有纷争，没有欺骗，“人们不准砍伐树木。世上有上帝。（他从信封的背面得到这一启示。）要改变世界。人不准因仇恨而杀戮。让所有的人明白这一点（他记了下来）。”当像赛普蒂莫斯这样的下层士兵在前线送命时，伦敦的那些上层资产阶级和贵族们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像赛普蒂莫斯这样因战争而疯癫的下层民众的哭嚎声，与上流社会宴会上的欢声笑语形成鲜明的对比。战后看似平静的伦敦实际上充满着悲伤压抑的氛围，社会已经如一具枯骨，僵硬而无生机；生活在此环境下的赛普蒂莫斯在整个异化社会的压迫下日趋疯狂。
伍尔夫通过布鲁尔先生之口道出了战争的罪恶，“欧洲大战的魔爪是如此阴狠，如此无孔不入，终于把一座谷物女神的石膏像砸得粉碎，在天竺葵花床里炸出个大洞，还把马斯威尔希尔区布鲁尔先生家的厨师吓得神经错乱。”赛普蒂莫斯。初上战场时，作战勇敢，变成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子汉，得到了晋升，还受到了长官埃文斯的青睐。战争让他感到了麻木与恐惧，当赛普蒂莫斯看到陈列在玻璃橱窗内的美食时，“他却食而不知其味，感觉麻木。”赛普蒂莫斯在战争中目睹了许许多多的无辜生命走向死亡，这种痛苦的体验让深受精神折磨的赛普蒂莫斯无法承受，最终选择了自杀。赛普蒂莫斯的精神错乱源于其有机体内部产生的愉快与痛苦的情绪体验。如果允许潜意识中的欲望放任自流，机体就会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反之，如果被压抑，机体就会体验到痛苦的情绪。就像在小说中，贝克斯巴勒夫人在失去儿子的打击下痛不欲生，在战争中痛苦的情绪体验让赛普蒂莫斯陷入疯狂；于是，伍尔夫通过描写战后这些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来揭示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反战立场。
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战争的残酷深有体会；无数的无辜平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战后，无数人对现实产生了怀疑，有无数的正常人变成赛普蒂莫斯那样的狂人。在残酷的战争摧残下，精神异化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伍尔夫的这部小说不仅仅写狂人的故事，更是通过个人的疯狂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异化，赛普蒂莫斯并没有疯掉，疯掉的而是那些看似正常的精神健康者，伍尔夫通过一个狂人的视角去俯视整个社会，去控诉战争的罪恶，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她借用文学的形式将自己潜意识中的疯狂体验赋予了赛普蒂莫斯，让他把自己的潜意识活动剖析给广大读者，治疗自己在战争中深受创伤的精神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深深地改变了现代欧洲人的生活，也让许许多多的现代欧洲人产生了精神危机，虚无感和幻灭感弥漫于整个社会；战争摧毁了人们的所有信仰，而人又没有机会找到新的精神立足点，导致人活着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存漂浮在无意义的虚空中。这让许多人思考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
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同样也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一系列探讨。克拉丽莎·达洛卫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整日的工作便是在厨房、客厅中为家务操劳，她的乐趣就是流连于伦敦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年轻时的克拉丽莎喜欢与好友萨利·塞顿一起坐在自家地板上讨论文学、讨论生活，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她们讨论生活，讨论如何去改造世界。”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让她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产生了困惑。在小说中，伍尔夫透过克拉丽莎的视角观察到贝克斯巴勒太太手拿儿子战死的通知在主持义卖地摊；一个连队的士兵正进军到衣冠墓去；衣衫褴褛的孤独老妇人在街头唱歌。这是怎样的一副悲凉的图景，这同时也反映了底层普通人悲惨的生活状态，他们因为战争变得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悲伤、愤怒，还有逐渐缺失的信仰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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