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性本能遵循快乐原则，促使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满足，使得性能量得以**、**。弗洛伊德认为，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驱使人去寻求快感，他将之称之为力比多。在力比多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也是以满足自身本能为目的的。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得伍尔夫排斥与异性的亲密交往；但是在力比多的作用下，她又必须**自己内心的欲望，这种矛盾让她处在纠结与痛苦中。从而造成她的精神失衡，为了追求灵与肉的平衡，同性之爱便成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自古以来，女性就处在男权压迫之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被动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境下，女性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本身的价值。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着重描写了克拉丽莎和卢克西丽亚这两位女性角色，表现了女性在给人以慰藉，从而减轻他人痛苦方面的作用。伍尔夫通过文学的形式去发现和肯定女性的价值，来治疗自己内心的创伤，批判不公的社会。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波伏娃的阐述，反映出了一种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伍尔夫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在《达洛卫夫人》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克拉丽莎·达洛卫的生活全部都献给了家庭，她的一切全都附属于丈夫理查德·达洛卫，总之，她自己包括她的一切都是附属品，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由；克拉丽莎的这种境遇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女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连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男权主义者们认为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就如同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一样。这些女人所能做的就只能默默地忍受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她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男性对自己的无情摆布。
伍尔夫曾说：“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有自己的一间屋子。”于是在《达洛卫夫人》的开篇，伍尔夫便写到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克拉丽莎为了举办宴会需要去买花，但是她并没有请求别人去帮她买，而是强调她“自己”亲自买来，这就突出了她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她不希望依靠别人，更不需要依靠男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女人应该依靠自己；波伏娃说：“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幼年的伍尔夫没有机会去接受正规的教育，只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让她对社会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不公体制产生了怀疑与厌恶；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里，她指出‘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她想通过文学宣泄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反抗，而克拉丽莎就是成千上万处在男权压迫下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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