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另一主角赛普蒂莫斯是一个一战退役的老兵，他亲眼目睹了周围战友的陆续死亡；作为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他的内心被恐惧笼罩，人类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不明白为何冲突不能和平化解，而偏要用战争去解决，战争的阴影让他彻底疯掉，整日活在臆想之中；他的罪孽感从自我扩展到全世界，酿成他对人世间普遍罪恶的一种愤世嫉俗态度。然而，对世界的厌弃，并非他真正的死因，而是他内心深处仍执着的生命的真理；他的生存状态已经偏离了原来正常的轨道，他对战争产生了厌恶心理，渴望着一个和平的世界。克拉丽莎、赛普蒂莫斯的困境表现了伍尔夫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生命的存在需要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生命之间需要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样才会有一个和谐的世界，同样，世界才不会有战争。在伍尔夫对灾难情境描写和心灵创伤的揭示的背后，是对和谐、平静的生活的诉求。战争在否定和质疑此前人们一直所信奉的价值观，他们生活在价值观的*中，他们拷问生命的意义，这正是战争所导致的绝望情绪。战争给整整一代人造成了心灵创伤，伍尔夫通过人物拷问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否定生命，更是从否定中回归，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被视为异类怪胎，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面对这种偏见和歧视，伍尔夫提出了异议。幼年伍尔夫被同母异父的哥哥**的遭遇给她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这种情境下，同性世界是她寻找归宿和认同感的地方，她通过退缩到女性世界中，描写女性之间超出普通朋友的感情，从而寻求心灵的慰藉，以逃避和对抗男性世界，她将同性恋视为对传统伦理的反叛。
伍尔夫幼年被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经历让她十分排斥与男性的关系，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与众多女性的关系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她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同女人的友谊引起我的兴趣。’”她关注的不止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女性之间的关系。弗吉尼亚对男性的反感与对女性的偏爱造成了她的纠结和痛苦，她和姐姐凡妮莎的亲昵关系是她沉溺同性之爱的最初尝试；在她众多同性密友中，让她最为迷恋的就是女作家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1922年底，通过克莱夫·贝尔的介绍她第一次见到了薇塔，“此后，她们经常在伦敦会面，弗吉尼亚·伍尔夫很快堕入了对这个年轻同性朋友的迷恋之中。”她还为薇塔写了传记《奥兰多》。由于早年遭受同母异父兄长的性侵犯，她的潜意识里深深植入了对男性的恐惧与反感，她对异性亲密关系的心理拒斥使他对婚姻态度犹豫，并导致她婚后性生活的失败。与此相关，对男性的恐惧与憎恶心理又驱使她从早年起就喜欢寻求来自女性的感情慰藉，以女性为爱的对象。可以说她的同性恋也与她曾经遭受哥哥的骚扰有一定的关系。在其受伤的心灵中，有对男性世界的仇视和抵制，而正是这种抵制，才使她从女性的世界中寻找爱与归属。探讨伍尔夫的性经历与性心理绝非意在猎奇，而是因为它们和维多利亚社会在性与婚姻问题上的男性霸权紧密相关，并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有深刻联系。
在《达洛卫夫人》中有着间接关于同性恋的描写，伍尔夫这样写道 “可是（她把外套撂在一边，思索着），关于爱情这一问题，同女人的相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萨利·塞顿吧，自己过去和萨利·塞顿的关系，难道不是爱情吗？”伍尔夫借克拉丽莎之口讲出了自己内心对同性恋的真实看法，克拉丽莎与萨利的关系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友谊关系；这种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能够称之为爱情。然而，社会上存在着对同性恋的歧视，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魏宁格曾经在其著作《性与性格》中对同性恋问题作过论述，他认为“事实上，性倒错通常被看作心灵的病态，看作退化的症状，而有性倒错表现的人则被视为身体不健康。然而，这种观点却蒙上了恶名。”这种对同性恋的社会歧视给伍尔夫造成了深深的精神创伤，伍尔夫认为女性之间的这种正常欲求受到男性社会的压制，因而难以获得表达。她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种歧视的抗议，“1928年女作家拉德克里夫·霍尔描写女同性恋的小说《孤独的井》出版后，舆论群起攻讦，内务部和法庭禁止发行并下令销毁。弗吉尼亚和伦纳德、福斯特都参加了抗议活动，9月8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还在报纸上联名发表了声援信。”同性恋被视为不伦之爱，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社会允许的；她在备受歧视和质疑的环境中，通过写作进行抗争，为自己的同性恋争取合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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