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多一针见血啊！当下多少人，嫁的不是最爱的那个人，嫁的是显赫的社会关系；娶的也不是两情相悦，娶的是门当户对的平衡。归根到底，感情如此的不牢靠，需要如此多的身外之物去弥补的原因，无非都是自我价值与追求的迷失。林奕华还说，人要懂得去认识自己，然后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会得到一种力量。我想这种力量，正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里，找不到自我并深陷“剩男剩女”漩涡中的都市症患者们的一剂良药。
在情感问题之外，许骥还在《廖伟棠：寻找失落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表达了对文化边缘化的担忧和香港文人坚守信仰的欣赏。要知道作为实用主义至上的香港，赚钱永远是主流的追求。在地铁里，在巴士上，在茶餐厅内，随处可见翻看财经报纸的人，但却鲜有看文化书刊的。香港文化评论家资深媒体人朗天就在接受采访中无奈的表示，香港人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喜欢看书的城市人。可不爱看书，不代表不爱消费。香港人热衷消费是出了名的，而如今内地的一线二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也跟着香港大踏步迈进。我无意贬低消费对于刺激国家内需方面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仅仅只想表达像梁文道所说的那般“今天的社会，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大部分人证明自己人生有价值的方法就是通过消费。”可是即便消费，依然会有痛苦，尼尔波兹曼很早之前就做了精辟的总结：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龙应台在《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中忧心忡忡的指出，开发，是香港的意识形态。为了开发，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现实下，拆迁必然在所难免。经常身处香港的我，不久前也感受了一把公民力量。
大家知道中环天星码头的拆迁是一代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沦陷，而政府要对尖沙咀天星码头依样画葫芦，则必然触发更为激烈的民意反击。我一直是喜欢坐天星小轮横渡维港的，那份惬意是坐地铁在黑漆漆的海底隧道完全无法比拟的。那天我从中环坐船到尖沙咀，恰好遇到一群衣着保卫天星码头的年轻人在征集市民签名，他们情绪高昂，给过路的市民和游客派发传单，讲解关于天星码头的历史，以及对政府无视民意的愤慨。他们对文化遗迹的珍惜打动了我，于是我情不自禁的走上前去，签上自己的名字。
是的，所有的拆迁都要跟幸福指数有关，一座座千篇一律的摩天高楼能带来多少的幸福感，而保留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活化石般的码头又有多难？
书中还有太多共鸣无法一一表达。的确，香港有太多的不完美，也有太多闪光值得内地借鉴。最后，我想用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的话作为此文的结尾：全球和本地别无选择必须择善固执的并行，而哪怕是不理想的现状却是仅有的起步点。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五)：淡定之后的奋斗
淡定之后的奋斗
——读许骥《同胞，请淡定》
杨津涛
刊于2012年1月30日《渤海早报》
曾经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80后”，如今年岁大的都已年将而立，事业有成；即使是1989年出生的殿后者也都要走出大学，面临就业与结婚的双重压力了。在读过青年作家许骥的《同胞，请淡定：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一书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在香港也都一一存在。
许骥出生于内地，少年时负笈香港，后又回杭州上大学，现在则任职香港《明报》，在内地与香港间两进两出，自称是“一手福建人，二手浙江人，三手香港人”。许骥策划采访了十位香港文化名人，让他们每人谈了一个内地青年所关心的话题。在书中，欧阳应霁谈“蜗居”、马家辉聊“蚁族”、邓小桦说“拆迁”、林奕华关注“剩男剩女”、邓小宇言说“富二代”、汤祯兆指引“创业”、许子东纵论“考研”、李照兴大侃“微博”、廖伟棠关心“信仰”，最后以梁文道谈“粉丝”收尾。
这本《同胞，请淡定》的选题显然是有趣且有益的，因为今天的内地某种意义上的确正处在香港曾经走过的阶段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贬值”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买房、结婚上的压力陡然增大……相对于大陆青年的焦虑，香港人则要淡定许多，因为他们对此早都习以为常。让内地青年看一看港人在面对高房价、就业难、理想失落等问题时的心态与对策，正是很好的借鉴。这就难怪，为什么许骥当初拟定书名的时候，想将自己这本书叫做“告大陆同胞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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