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淡定更多的是来自公民的身份。廖伟棠先生在书中说“香港……虽算不上民主社会，但是一个公民社会”，这在内地的读者看来有些过谦了，但即使过谦香港最低也是个“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给人带来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内心也就会有所区别。香港的居民可以称为公民，内地则很难称为公民，人们喜欢用的是人民，再就是城里人、乡下人，贴上标签的可能还有农民工、暂住人口等等，但很少有人称公民。一方面是内地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一方面则是香港在公民社会建设上实在领先内地太多。这个领先，是他们淡定的重要原因。
邓小桦在访谈中也谈到公民这个问题。她说“其实在香港，你说市民的公民权究竟有多大呢？和东京、纽约、伦敦他们拥有的公民权怎么比？人民有权去做一些决定，才会令政府去考虑什么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又说“香港人在比较正面、积极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幸福生活我是可以掌握的，这一点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这其实是一种公民意识”。内地缺乏的恰恰是公民意识。我们焦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不适，最大的原因是自己对幸福生活的不可控，结婚、看病、买房、上学、就业等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社会不公平现象与各种黑色丑闻的频发，导致人们更加地不自信、对他人与制度的不信任。它不仅存在于蚁族的窝居生活中，也不仅仅体现在对富二代的仇视上，以及喜欢标签化的生活上，它深深地埋在整个中国的社会中。
香港的警察面对反对强拆的抗议人群时，“一点也不粗暴，甚至很温柔”，香港政府要想干下去，“治理好这个地方，民意不能太低”，如果强拆的话，要付出“舆论的代价，民意的代价”。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制衡的结果。这样的情形在内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政府若不“制造”民意，能够在强拆的时候顾忌到人命，那便是天大的恩赐了。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不仅是民众素质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政府的差距，一个是公民社会支撑下的政府，一个是“人民公仆”组成的政府，两者性质不同，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对待民情、面对舆论时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政府权力的不受限制应该是内地民众最不淡定的一点，而这一点又是三五年很难改变的。
如何看待蜗居、蚁族、剩男剩女、创业、考研、信仰、粉丝、微博，民众的观念可以转变，而且随着传统观念遭受残酷现实的打击很快就会破碎，这些问题很快就会不能成为问题。但“拆迁”一事则更重要的是要政府配合才能实现根本性的变化，不然，只能激化矛盾，增加对抗。
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即政府僵化不变的时候，人们观念的改变及诉求上的理性很可能会促使政府不得不变，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步骤。近来乌坎事件的发展很让人看到些公民社会的影子，此前广东诸如大拇指行动等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某些特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走上公民社会的道路，但在走上这个道路之前会走多少弯路，有多少道或明或暗的沟就不得而知。
欧阳应霁提到：“为什么社会会出现这样的不公？为什么贫富距离会越拉越大？谁来负责？我们能一起来做点什么努力？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些话指出了我们该如何走向公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面对的困难有很多很多，观念的问题、行动力的问题、来在政府方面的回应等，都需要考虑，而且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淡定地慢慢往前走，步子不能太快，理解要*到位。
年轻人要带父母走出不可蜗居的思维定式，要让父母明白“真正的幸福是来自于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媒体要学会克制，不要把某一议题做到夸张到虚假的程度，要“帮助人们去认识这个社会”，而不是“只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去报道”。人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把人划分成这一类、那一类”，不要随便把人“标签化”，如果这样，“这个社会会更和谐一点吧”。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教育。内地“行政干预学术太厉害，什么东西放在学校里面都‘官本位’，学校办得像‘衙门’，教授都像‘干部’，学生当然跟着都做‘公务员’啦，研究生就等于是‘勤务兵’啦，学着做‘小公仆’”。“今天的中国人好像特别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需要受到关注和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不给学生以表达的机会，不允许质疑声音的出现，“这是我们教育里面非常压抑的一面，导致大家那么有表达的欲望”。教育需要摆脱上面提到的官本位，需要尊重学生，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返回到教育的本义上来，而不是成为政治灌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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