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改变社会的主要动力还是在政府、官员身上”，但他们却很难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动变革，这就需要全体公民的努力，促进政府不得不变革。“公民社会主要体现在公平、公开、公义”上，如果做到这些，“社会透明度大了，就避免了很多东西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很多坏东西会出现，但是可能在源头上就被掐住了。”
我想，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上面所有的这些，公民社会的到来似乎并非遥不可期。本书以时髦的“淡定”词为名，并以告同胞的方式来写，似乎隐隐在讲：天，会亮的！公民社会会来的！前提是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我们是公民，我们所有人都为着公民社会而努力着。
《同胞，请淡定》读后感(七)：“淡定”源于一种多视野的融合
读《同胞，请淡定—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 许骥 著
文/张炳剑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梁元生教授在解读晚近上海的崛起和独特发展历程时，除了地理位置和时代赋予上海的机缘外，他更倾向于将功劳归于一群“双视野人”。这些人“不单可以从市容景观和环境生活看到不同的世界，也从价值取向、精神意识的‘看不见’的范畴中徘徊、选择，感受到两种文化之中的张力，并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视野融合’。”（《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71页）。
晚清中国，是一个趋多元的社会，有闭塞保守的遗老遗少，也有新学满腹完全照搬西方一套的“假洋鬼子”。这两者都只信奉自己的那一套，无法融合，互相攻讦，互相拆台。这种现象在晚晴上海尤其突出。而“双视野人”就起到了居中调和，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作用。
可以说，上海之所以能“国际化”，很大部分应该得利于这群“双视野人”的“国际视野”。有了这些人的参与，上海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和市政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灵活地“换个角度”看问题。
如今，“单视野人”依旧存在。他们思维单一，要么相当保守，什么都不愿意改；要么就是相当激进，什么都归于制度。如此，在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要么你说你的，我谈我的，谁也别管谁；要么就是非理性地一通乱骂，“汉奸”、“五毛”等侮辱性的字眼乱飞。结果是，不论是参与讨论的人还是旁听的人，都只好早早地收工，以逃避这趟“浑水”。到最后，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连讨论的热情也有没有啦。
可是，我们现在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制度不合理带来的，有些则是社会发展过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只要走相同的发展途径，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可以自己**索，也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如果从成本角度看，当然是后者更实惠。选择后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确知”的未来，能减少现在的许多不安和焦虑，让自己变得更加“淡定”。
如此我便很喜欢看或听香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谈论内地的社会问题。由于香港自身的特殊地位，使得一批香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具备有“多视野”。相对于内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仅有国际视野，更具有历史视野。
现在中国内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几十年前的香港早就已经面临过了，有些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两地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香港知识分子对内地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和了解，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是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而相对中立和自由的空间，让香港的知识分子在剖析内地的社会问题时显得更为理性，更为专业。
就像这本《同胞，请淡定》里的十位香港文化人，在谈论青年作家许骥抛给他们的十个热门问题：“蜗居”、“蚁族”、“拆迁”、“剩男剩女”、“富二代”、“创业”、“考研”、“微博”、“理想主义”和“粉丝”时，能用香港的经历、香港的视角来审视、分析，娓娓道来，有建议，也有建设；有方式，也有结果。
一定程度上讲，许骥本身也“双视野人”中的一员，生于内地，长于香港，又回内地上了大学，如今又是香港《明报》的记者。加之本身就是80后，对内地青年遇到的问题具有切身体会。如此经历，如此背景，催使他有了以“香港视野”来解读内地的现实问题的想法，希望借此带给内地的同辈一些面对困境的解决方式和勇气。而之所以让香港的文化人来谈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文化人本身对社会具有**度，关心时政，虽然在专业上有欠缺，但在视野上却更开阔，也更具有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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