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香港的知识分子谈论社会化问题时,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淡定”,不会率先就对问题下了定性,扣上帽子,而是多角度分析,梳理脉络,寻找前因后果,然后再给出一个相对中肯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淡定”其实是一种多视野的融合。
谈论“蜗居”这个问题时,通常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痛斥高房价、“黑心地产商”,但谁会想到欧阳应霁会用“‘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来解读?在欧阳看来,“蜗居”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实。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日本,或者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从“蜗居”开始,慢慢奋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内地之所以将其当成一个“问题”,其实不是“蜗居”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心态问题。对此,加藤嘉一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所以,欧阳在此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住房大小与幸福感无关”,幸福与否在于你内心,在于你是否善于打理你的生活空间。而要解决因“丈母娘”压力带来的焦虑,欧阳建议“让父母跟我们一起长大”,让他们理解,下一代幸福不幸福,这与房子大小无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当前的困境有点不痛不痒,甚至是毫无用处。当然,若从解决“蜗居”本身,那不是欧阳能够解决,就算政府也无法解决。在这里,欧阳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疗伤法”,而这种方法正是许多香港人的“生活经”。
这本书里,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知识分子就是许子东。我觉得,作者让他来谈论内地的考研现象真是恰如其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典型的“双视野人”。他是上海人,又经历了中国最激荡的时代,在内地读了研究生,又求学于美国,尔后才定居香港,又是大学教授。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财富,再加上许教授又是以“刻薄”著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十分精道。
不过,在这篇访谈中,许教授并未就考研问题给出什么“灵丹妙药”,讲得许多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但他能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从美国、香港两地的大学教育去分析和对比,就已足够我们去细细回味,仔细拿捏啦。而他建议那些在选择考研或者留学时举棋不定的人,在国内的大学读完本科,甚至硕士,再想办法去国外留学。在我看来,不论是现实意义还是长远意义,都是一盘很俊的“棋”。毕竟,要求在一篇千字文中讲清楚这么一个大问题,还是有些强人所难啦。
我看书时有个习惯,喜欢寻找这本书中一些有趣的文句、观点或者例子,就算再严肃的书也是如此。有人说,成年人读书很大部分是为了在书中找到能够验证自己观点的文字或例子。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偶尔也会如此。就像在读这篇对梁文道的访谈—《我宁愿不要粉丝》时,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一句话也好,来验证我对粉丝的“批判”。
道长没有让我失望,他淡定地解读了粉丝的前前后后,对“粉丝现象”做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
他分析说,有些人寻找偶像,只是为了一种“良心消费”。比如那些粉韩寒的人,或者狂粉纪录片的人,也许日常生活中他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但他看了韩寒的文章,看了很多讲诉中国的弱势群体多惨多惨的纪录片,这时候他发现他旁边的人都在读安妮宝贝,都在看冯小刚,他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看来看去都是这种娱乐化的东西。”
但事实上,他跟那些只看读安妮宝贝,只看冯小刚电影的人一样,他也什么都没做。但他在良心上会比别人有优势,觉得看了韩寒的文章,看了纪录片,他也批判了一把,良知了一把,勇敢了一把。这跟韩寒无关,跟纪录片也无关。
难怪一向淡定的道长,在谈到自己为粉丝所累时,也不淡定地抱怨:若可以选择,我宁愿没有粉丝。这个观点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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