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神明和人一样具有善与恶的“人性”。他们时而给人类制造麻烦，时而又帮助他们解除困境，神明内部以及他们同人类之间，一样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喜好而争斗、妥协。人类将自然“拟神化”，侍奉神明的同时也经常同他们作斗争。比如第六块泥板的内容，就是吉尔伽美什因伊什妲尔的水性杨花和喜怒无常，而拒绝了女神的求爱，引发了女神的愤怒并让“天牛”去攻击他和恩启都，最终后者获胜——这象征着人对于战胜自然力的一种信心。
美索不达米亚浮雕，吉尔伽美什和“天牛”作战，布鲁塞尔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藏住在神庙中的吉尔伽美什，权力来自于神，但他赢得人民爱戴的原因恰恰是他与神对抗、与宿命对抗的“英雄事迹”。《史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当英雄吉尔伽美什失去了挚友恩启都、失去了永生的机会，回到由他自己所创立和建设的城市，他依然为了这座伟大的城市而由衷地感到骄傲——这是人类对于自己拥有创造“文明”能力的一种自豪感。单个的人永远也成为不了神，死亡是宿命。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可以通过其所创造的“文明”而延续下去，“文明”最集中的代表就是“城市”。
有趣的是，4000多年后的今天，城市与神明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神明”，城市变成了“地球村”的神庙。人们像崇拜神明一样地崇拜着城市，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可以向神明索取的东西，几乎都被城市所拥有；人们亦以为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在城市中得到。人类是靠“想象”而获得生命存续动力的一种社会性动物，乌鲁克人是这样，当代人也是一样。
椰枣林椰枣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史诗》中“椰枣林”（date-grove）是农业和村庄组织形态的象征。3.5平方英里的城市有1平方英里是农业用地，显然，乌鲁克城当时是“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城市和村庄的关系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样“分裂”。
椰枣林当我们试图去寻找城市能够被实实在在辨认出来的源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了大约一万两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到来前夕，在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地区出现的小村庄。那些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早期村庄遗址，标志着人类十几、二十万年（以智人出现为起始时间）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到处游动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而开始尝试“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农耕”被发明以后，大范围在地球各个角落流行。依靠土地获得粮食，从而永久性的定居在一个地方，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新石器时代“重点在于‘定居’，而不是‘新石器’”。
发明了农业、学会了盖房子、制造和使用新的工具，这些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比起“定居”来说，都只是小小的成就。“定居”给人类带来的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剧变，自此以后，人类所要解决的真正难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规模庞大、空间密集的社区中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和社会矛盾。若非因为“定居”的蔓延，村庄的产生和脱胎于村庄的城市文明的出现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城市和村庄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生产和技术方式的继承。村庄最大的物质生活特点，是各种各样的“容器”的发明和使用。“容器”最重要的功能是“未雨绸缪”，有了容器，人类才可能在今天为明天做打算，比如把丰年的余粮储存在“粮仓”用于应付歉收时的粮食短缺。村庄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容器，用以储存水和食物的瓶、罐、瓮、钵，用以储存集体物资需要的谷仓、水池，还有用以储存人本身的房屋等等，甚至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容器功能更加强大，成为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一个容纳容器的巨型容器。”一方面，城市作为巨型容器，本身就脱胎于村庄的容器功能；另一方面城市所容纳的各种更先进的容器——粮库、银行、武器库、图书馆、商店等等——无非是村庄那些朴素、初级容器的高级版变体，本质上都是用于储存物质资料和容纳人的活动。
除了物质层面的继承，城市依靠宗教凝聚力而成为“人类大型协作共同体”的运作机制，也并非从天而降，亦是在村庄阶段已经慢慢孕育。除了农业革命，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中还发生了一场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宗教革命”。在“狩猎—采集”阶段，人类的宗教形式只有“萨满宗教”，它是一种小范围内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的个体直接体验型宗教，通过音乐、舞蹈在一块空地上就可以举行仪式，在人的身上产生迷幻效果，从而**心理压力。而“定居”后，“教义宗教”出现了，它与“萨满宗教”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通过代理人——神职人员——来间接与神交流，并且这种仪式性的活动空间从空地挪到了“神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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