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当面对一个强大的文化时，中国的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肯定会存在身份认同和焦虑的问题。
其实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强盛，文化上是多元的。我拿出来东西就代表我是从另外一个民族过来的，我就有一个身份。而一个西方白人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就变成弱势了。
我一直在做实验水墨，所以这种身份认同就很清晰。西班牙人把我当作少数民族画家，看作是整个文化多元的一部分。如果我跟西方人一样，和他们画的一样就没有意义，人家就不认同我了。
《法治周末》：身份可以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林墨：身份是面对另外一种强大文化的区别。在国外，要么全部融入他们和他们一样，要么保留自己，只有这两条路。那种压力很大，所以大部分的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几乎全军覆灭。一些人机遇、遭遇不同，有的要上街画画，一下就完蛋了。
现在国内的生活和国际基本接轨了，艺术家出国好多了，但那种反差和感觉就没有了。我们出去时等于一下把你扔在那儿的感觉，其实身份焦虑对艺术家有好的一方面影响。
《法治周末》：陈丹青曾说，在海外是自由但不自在，在国内是自在但不自由。你是什么感觉？
林墨：我的感觉是好山好水好空气**。我的心态到今天也很正常，我没有吃过那么多苦，也没看过很多白脸。
今天回来的海归有两种，一种是扭曲的，极其扭曲，包括陈丹青这样的，被西方完全打败，回到传统里去。另一种是从彼岸找到回来的路，心态包容很多。
陈丹青是扭曲的，他在一些访谈里经常骂“**”啊之类。他早期的《西藏组画》，在那个时代他是**。后来他去了西方，被西方整个逼迫到传统里去了。他没有迎着那种文化冲上去，我觉得他可能过分突出自己的东方身份了。所以，他是败下阵来的一个代表。
《去那里寻找回来的路》读后感(七)：西班牙，让我更中国 《艺周刊》总编辑孙玺祥对话艺术家林墨
西班牙，让我更中国
《艺周刊》总编辑孙玺祥对话艺术家林墨
《艺周刊》：我觉着你最大的特点肯定就是西班牙的这个背景。我一直在想，你这种中国的元素和西班牙的元素是怎么嫁接在一起？
林墨：我认为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你怎么理解生活决定了你对作品的理解。你如果把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作品肯定会改变。
《艺周刊》：那就是说，你到西班牙，就是因为生活改变了？
林墨：对，因为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是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对待艺术，是和我们本民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在那边待了十八年，肯定是受那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你就更多了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很重要的。
《艺周刊》：我记得你出去了很久，你是哪一年走的呢？
林墨：我是1990年走的。
《艺周刊》：那个时候看美国、英国这些大家都熟悉，你是怎么想到去西班牙，怎么就遭遇西班牙了呢？
林墨：我其实没有想去西班牙，因为当时80年代我在北京做实验水墨，我1988年就辞职不干了，开始画画。那时候在中建公司里面，当时北京也是一个圈子，搞文化的这些人，诗人啊，画家啊都有。就是属于使馆画家，那会儿中国能卖画的叫使馆画家，那时使馆给你做个展览，在使馆里或外国公司公寓里，是很小范围的展览，就请一些朋友来，每个展览可以卖几张画，几百美金一张。就觉得那个时候北京很好玩儿，气氛也很活跃，因为当初来的那些西方人，都属于有点儿毛派，对红色中国特别感兴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了解的中国官方文化不牛，认识地下文化的人才牛，所以他们很愿意和我们这些人接触，为我们办展览。1989年，正好那边给了个奖学金，我也不懂西班牙语就直接飞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去了，语言不懂，下飞机就找不到北了，好玩。
《艺周刊》：你刚才提到毛派，就你个人而言对于毛和那个时期现在怎么看？
林墨：我觉得一个民族经历的和产生东西是有什么样的民族就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是集体造就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原因。没有这个民族，怎么能有毛泽东呢？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毛泽东造成的灾难，这是错的。毛泽东也有他的好，只是用药过猛。中华民族再往长看，也许那段历史还有好处呢，不能完全否定那段历史，否定了也否定了我们自己，公正的去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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