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说说拉斯柯尼科夫的那个思想，这其实是很典型的功利主义，为了最大多数的幸福（其实拉斯柯尼科夫的功利主义不是很纯，他杀老太婆更多是为了救杜妮娅，他妈妈，和他自己，在救了自己的基础上他说因为救了我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其实很虚伪很卑鄙，但在他杀人以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拿破仑，他并没有意识到杀人完全是为了自己，所以他还是诚实的。），对于功利主义，最经典的几个反驳是，你怎么知道别人的幸福是什么呢？而且幸福可以被度量吗？凭什么为了最大多数的幸福就要牺牲那么几个少数人呢？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拉斯柯尼科夫最后承认了，他并不是拿破仑，他并没有资格去杀人，他也和那个被杀的老太婆一样是一只虱子。我的解释是，这个世界具有超验性，人并不是能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就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参看甘道夫对弗罗多说的这段话：“可是，许多活着的人都应该死，一些死了的人却该活，你能把命还给他们吗？若是不能就别记着断人生死吧。即便是极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洞悉万物的结局。”但直到最后都使他无法释怀的是，凭什么警察，法官有资格来审判我？“我在他们面前有什么罪？我为什么要到他们那儿去？我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一切不说是幻想罢了……他们自己杀死了千千万万的人，还认为那样做是善行。索尼娅，他们都是骗子和流氓！”而且这个问题最后似乎被陀陀绕过去了，我没搞懂拉斯柯尼科夫是怎么想开这个问题的。
还有小说最后的这段话“但是那天晚上，他无法长久不断地思索任何一件事情，也无法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个思想上；如今他似乎也不能自觉地解决任何问题；他只能感受罢了。生活代替了推理，他的头脑里应该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只生活不思考可以吗？
拉斯柯尼科夫的悲剧原因或许是他太封闭自己了？
《罪与罚》读后感(八)：杀死一只虱子 ——浅谈《罪与罚》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分歧
概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年早于尼采，尼采直到晚年才邂逅了陀氏的作品，并称“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的梦境与尼采的结局并非全然是巧合，二者之共有的悲惨暗示了两人命运的某种交会。虽然尼采对陀氏的作品颇有赞誉，然而他们的哲学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对于陀老，尼采这样说：“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对他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帕斯卡尔会曾给我 无限的启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一给我高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
然而在阅读《罪与罚》的过程中，我们在偌大的篇幅中感受到了拉斯科尼科夫与尼采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尼采的超人哲学为我们所熟知，拉斯科尼科夫的形象变得更加**，却又蒙上了一层令人疑惑不解的面纱。《罪与罚》不间断的阅读串起了我整个暑假，也串成了一个问题：陀氏和尼采深层的隔膜，到底有无，若有，则如何在其书中体现出来？初遍通读，并未有所认识，但觉两人是属同一哲学流派的。然而仔细揣摩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心理，情节的安排，就会发现，尼采是怎样的忤逆了陀氏的信仰，又是怎样的逃脱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心理命运和最终审判。
陀氏和尼采最本质的分歧，是在世界意志上，即有神论与无神论上。事出必有因，尼采之所以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高呼“上帝死了”，乃至成为后世存在主义者的思想来源，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信仰的危机。陀氏可谓是一个卫道者，他敏锐而深刻地察觉到俄国人内心的矛盾、挣扎与冲突，并以一种悲悯之心再现了他们赎罪的痛苦和**。学者王晓明这样评价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能体会那种内心如同烈酒的俄国人：他们生命力很旺盛，欲望很强烈，但同时，他们的伦理感也非常强，这两者…本身就会冲突，又偏偏…特别需要上帝又没法相信上帝，内心冲突就更激烈。”可陀氏到底还是让代表着广大迷茫的俄国民众的拉斯科尼科夫受到了教义的洗礼，从而重新达到了心灵的平衡，即所谓绝对价值。难怪尼采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结交的罪犯们都比他好，因为他们比较有自尊心。尼采非常厌恶悔改和赎罪，他把这两件事称作“循环的蠢事”（罗素，《西方哲学史》，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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