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将会于后文中分析。罗素对这种分歧，多是站在陀氏这边，而批评尼采“轻视普遍的爱”。对于爱，《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爱的能力，这是基督教对人内心的馈赠，罗素说“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然而在意志的问题上，罗素却开始偏袒尼采了，认为“某种高洁和自豪，甚至某种自以为是，都是最优良的品格中的要素；根源在于恐惧的美德没一件是大可赞赏的”，显然拉斯科尼科夫就在后者的行列。《罪与罚》中最终受摒弃的哲学，终究不是如许多网络写手所言，是与尼采的哲学殊途同归的。若真要说，不妨倒一下，是“同途殊归”的吧。
一、关于虚无
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的存在先于存在意义的产生，人面临的，即是西西弗的处境。《罪与罚》描写了彼得堡的平民社会，数不尽的俄国人像《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那样“忙着活”，然而仅仅是活着。在第二部中，拉斯科尼科夫在思考中，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幻象：
“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被处决前一个钟头，说过活着想过，如果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高耸的悬崖上，在一块狭小得只有立足之地的崖面上，周围是无底的深渊、海洋、永恒的黑暗、永恒的孤独和永恒的**，如果他不得不站在那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下去…”这是一种病态的存活，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俄国人民在生活的重压下，开始怀疑上帝，信仰在贫困的啮咬中动摇，于是生活渐渐走向虚无，走向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叔氏意志的中心是生命意志或生存意志，为了活得好，生存得舒适，人才分化出并紧紧依靠理智。
然而尼采说道：
“你们称为世界的东西，应该首先由你们自己创造出来：你们的理性、你们的形象、你们的意志、你们的爱，都应该成为这种东西本身！真的，成为你们的天堂幸福，你们这些认知者！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你们要如何忍受生活呢，你们这些认知者？”若言《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以及卡捷琳娜等人是困在低地极力寻找上帝创造的法则，那么尼采则是站在山巅睥睨人生的虚无，从而发现一种活动的、不定的原则，并在奔流不息的意志洪流中创造一切。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迥异，尼采意志的中心是“权力意志”，即寻找自身的意义，创造一种超越自身的新原则来指导自身。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这样写道：“现在我命令你们丢失我，找到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如此看来，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一只虱子”的动机，未免显得太被动了些：面对人生的虚无，被动地寻找解决的出路；而尼采则更为主动地创造——这之间，便已多少个境界去矣。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8.9[德] 尼采 / 2007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关于身份
“那时是魔鬼拖我下水的，过后它就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它把我尽情的嘲弄了一番。”纵观全书，拉斯科尼科夫始终处于身份的漩涡之中，“伟大人物”和“渺小虱子”轮番对他的身份意识发起攻击，他在两者之间的痛苦徘徊也连接了全书的大部分内容。他心中不灭的“伟大人物论”，给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似乎得到了共鸣，从而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雅利安观念中的特点却在于把积极的罪行当做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德行这种崇高的见解。与此同时，它发现悲观悲剧的伦理根据就在于为人类的灾祸辩护，也为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当个人渴望融入太一时，当他试图摆脱个体化的界限而成为唯一的世界生灵本身时…他亵渎和受苦了。”这一段凝练有力的陈述从对希腊的酒神美学的喋喋不休中脱颖而出，为其后继的作品及思想奠定了基石。
误解即产生于身份。《我不是药神》里有句话颇有内涵：“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影片中固然指身体疾病，然而加之于《罪与罚》，却是认知上的疾病。整部小说，拉斯科尼科夫有将近一半时间处于疯癫状态，其原因即是贫穷与认知的深刻矛盾：拿破仑激励了他，使他产生不同材料的人的错觉，并认为其边界是模糊的。事实则并非如此，“天理”仍为不可忤逆的最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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