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隆戈人的猎头经典读后感10篇(9)

第一，因为他关注的是本地人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一开始就强调要去理解伊隆戈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表述。历史学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会认为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学家只需要将这个历史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出来。尽管前有克罗齐，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后有海登怀特拉普卡拉等人强调历史作为一门修辞学它的人为的建构性。但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作为历史学科存在的前提，永远不可能被消解掉。怀特的理论，本质上是更靠近人类学的路数的，即将文本的创作本身也视为可供解读的文本，这本质上和人类学关注当地人如何制造历史不无二致。

罗萨尔多一开始就注意到伊隆戈人并不会对自己的历史采取凌厉的改造，更多是从早前的历史阶段中选取相应的片段，来作为行为的向导。罗萨尔多讲述了当地两个部落之间仇杀的历史，着重强调了人们是怎样利用仇杀的故事，以此作为各方赔偿的依据。这些故事不仅是结盟仪式的基础，也是谈判交涉的筹码。

罗萨尔多对伊隆戈人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他们历史观念，空间是比时间更为重要的定位。他提到：伊隆戈人对一系列事件的相对顺序确实极其关注，但是这类对过去的追溯，是对地貌位置细微变动的记忆，而不是靠日期的记录。地名可能比日期更能确定伊隆戈人叙事的历史维度。

第二，人类学是一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相印证的学问，但历史学却只能做到单向的解释。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将透过作者叙事的推进观察到他对自己看法和解释的不断修正。罗萨尔多在书中也多次有类似于“我意识到之前的矛盾是因为我误解了伊隆戈人...”或是“某某某的叙述这才让我意识到真相是什么…”这样一类的话。人类学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随着他本人语言能力的提高，他和当地人的对话也将愈发*复杂；同时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故事被采集进来，使得人类学家可以进行交叉比较，如果有什么不解和矛盾，他也可以立即像不同的人求证。但是历史学家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对材料的解释是隔膜的，是单向的，也是无法真正被证实的。

这个问题在阅读达恩顿的《屠猫记》和吉尔茨的《斗鸡》时特别明显。《屠猫记》虽然是对屠猫故事这一文本的精彩解读，但说服力始终有限。我们可以肯定他做出的或许是合理的想象，但也仅仅只能将其视为一种想象，是诸多可能的一种。作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因为文本横亘其中而更遥远了。但阅读民族志的读者，显然会更放心地去信赖这份资料。

第三，人类学和历史学家在收集资料时也不同。人类学家关心的是过去在当下生活中的遗存，这使得他们去关注那些至今还活在社区生活中的因素。而历史学家，哪怕是自诩为在做田野调查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克制自己去档案馆、宗庙里面找那些尘封的资料的冲动。这就是中国的人类学常常陷入“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这一行为的来由。历史学家也做个案，那他们所做的个案，还是被放在了宏观的整体的历史叙事中的框架中，而人类学家更愿意去拥抱每个文化的独特性。哪怕是罗萨尔多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引入了很多教会和官方档案，但他并非想讲伊隆戈社会安**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框架中去，这个地区确实是被殖民了，但它并非要按照一般的殖民地历史那样去走。罗萨尔多的历史分析只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一种理解工具，而并非研究的目的本身。他相信伊隆戈社会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靠故事来呈现出来。

三．结构主义的自我更新

回到一开始提到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问题。首先，虽然结构主义饱受攻击，但我并不认为我将罗萨尔多的方法称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批评。事实上，历史，结构和事件之间的纠缠，是人类学研究范式变革的焦点，但无论怎样变革，这三个基本要素都是不能被取消的。

罗萨尔多的研究建立在他对前人批判的继承上。比如，他指出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没有意识到历史在人类学中可能的应用，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列维-斯特劳斯，将其冷热社会，有文字社会-无文字社会的划分成为悲哀的二分法；他对马歇尔萨林斯稍微客气一点，但仍然不满其对文化模式和象征形式的生硬划分；他肯定了马林诺斯基在田野工作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的个人史方法，一改民族志单调而没有历史的僵局，但从个人推测出群体，即将整个群体视为均质的做法，依然使罗萨尔多不满。这就是他后来选用代际分析这个方法的主要原因。罗萨尔多由此建立了自己的方法，即他自己所说的，同时关注偶然性事件，社会发展过程即文化模式，这三者其实就是事件，历史和结构。他的做法是，要在历史中理解事件如何影响结构，不是将结构作为目标，而是作为起点，也就是说，在结构之前，还有一个前结构。他要做的是，从事件出发，分析固定的结构和人类行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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