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隆戈人的猎头》读后感(七)：结构主义的自我更新
1． 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起源
翻开《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致谢之后，就是一张伊隆戈语音位的图表，标志了伊隆戈语言的辅音和元音，当然，是用英文字母标志的。音位本身是结构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按照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集体生活的符号系统，是由音素、音节、词素、词组和句子组成的整体。语言的每个要素并不重要，只有当它与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这些要素间的各种联系，就是语言的结构。 这种结构语言学后来成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灵感来源。
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了避免迫害而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的大师雅各布逊，深受其结构语言学的启发，遂将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的分析上来，从而创立了人类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各种文化视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这种结构主义人类学，试图通过一种“结构的”方法来系统地减少社会研究中变量的数目，使得学科本身可以将自己限定在一个易于界定，限定清楚的研究对象上面。
然而，结构主义自诞生之日，受到的批评就和赞美一样多。
20世纪60年代是结构主义的黄金年代，其影响大大超越人类学的范畴，其所提供的那种整体性、系统化、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不仅在法国学术圈风行，也特别影响了英国的人类学。面对结构主义的**，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作出回应。“人们批判结构主义视而不见有意识的主体和社会、文化过程的关联性，也不顾历史事件对于结构的重大影响。”
60年代以后，人类学内部分化更为碎裂，象征主义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和布尔迪厄的实践论后来居上，成为新的研究热门。结构主义似乎已经被抛弃了。萨林斯明确提出，结构也是历史的对象。大多数人开始认为，人的实践，不仅被现存的结构所决定，也在影响或再生着这个结构。
2． 历史人类学的人类学倾向和历史学倾向
这本书被收入历史-人类学译丛，书的副标题也是“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但这张音位图似乎已经暗示了这本书在根本上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并没有放弃结构主义的方法。那么，历史学和人类学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虽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借用法律史学家梅特兰“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的名言，对“无历史的人类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从根本上讲，编史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都是综合性的描述，虽然人类学的综合通常比历史的综合更抽象，在比较和归纳的目标上，人类学比历史更清楚、更审慎。”他进一步论证“社会人类学是一种史学”。
丹麦人类学家克斯汀·海斯翠普也曾作过这样的判断：“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最后终于使历史和社会科学这两个领域成功整合，我们不再需要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因为社会人类学已经整个历史化了。它的研究对象已经重新定义。”
但从这本书里，我却直观地感受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不同，确切的说，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的不同。
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曾列举了五条标准，以将历史人类学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史”区别开来，这些标准是“定性的个案研究、空间有限的田野考察、深描法、对日常实践或礼俗具有的保持世界图像功能进行的分析以及与人类学和文化学理论传统的联系。”但我认为历史人类学内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区隔是无法靠这五种标准说明的。虽然都有个案研究，都有田野考察，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切入角度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更关注人们如何处理历史，即过去如何来到当下，过去和当下的互动关系。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更关注历史学家的历史怎么写，而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只是为了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重建过去。简而言之，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当下，去了解过去；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则是去研究历史，来解释现在。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可以觉察到罗萨尔多的作品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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