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清廷正因洪杨之变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清王朝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规取“东京”，渡汉江 。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起事，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拘禁，被迫订了二十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有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为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尊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陰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调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畔，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援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茎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子和战之际，游移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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