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
所谓“隐”，和后来讲的“含蓄”义近，但不完全等同。刘勰所说的“隐”，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这和“意在言外”相似。但“隐”不是仅仅要求有言外之意，更重要的还在“隐以复意为工”，就是要求所写事物具有丰富的含意，这和古代“辞约旨丰”、“言近意远”之类要求有密切联系。因此，“隐”就不是含蓄不露所能概括的了。此外，刘勰主张的“隐”，不只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方面的要求：“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必须“深文”和“隐蔚”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光照文苑的艺术效果。所谓“秀”，就是“篇中之独拔”的文句，基本上承陆机“一篇之警策”的说法而来，和后世的“警句”相近。无论“隐”和“秀”，刘勰都主张“自然会妙”，而反对“晦塞为深”、“雕削取巧”。这和他在全书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
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可惜其中部分缺文为明人所补，补文的真伪尚有问题，因此，要全面研究刘勰的“隐秀”论，还有待对补文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考证。
从“始正而末奇”到“朔风动秋草”句的“朔”字共四百余字，都是补文。此外，还有几处或缺或补的句子，可疑的还不少。所缺四百多字的一整段，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后因流传较广的黄叔琳注本（刻于公元1833年）也补入这四百字，补文便得以广泛流传。首先提出补文为明人伪作的是纪昀。其后，黄侃、范文澜、杨明照诸家，都断定其为伪托。詹锳于1979年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提出异议，认为所补为真。这是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现在仍把原文和补文一并译注出来，一是因黄叔琳本流行较广，对一般读者来说，或有必要；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研究这问题提供方便。
（一）
夫心术之动远矣1，文情之变深矣2，源奥而派生3，根盛而颖峻4，是以文之英蕤5，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6；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7。隐以复意为工8，秀以卓绝为巧9：斯乃旧章之懿绩10，才情之嘉会也11。夫隐之为体12，义主文外13，秘响傍通14，伏采潜发15，譬爻象之变互体16，川渎之韫珠玉也17。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18；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19。始正而末奇20，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21。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22，宛乎逸态23，若远山之浮烟霭24，娈女之靓容华25。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26，无待于裁熔27。深浅而各奇28，女农 纤而俱妙29。若挥之则有余30，而揽之则不足矣31。
〔译文〕
文学创作的运思活动无边无际，作品的内容也就变化无穷。源远就流长，根深就叶茂，所以优秀的作品，有“隐”、“秀”两种特点。所谓“隐”，就是含有字面意义以外的内容；所谓“秀”，就是作品中特别突出的句子。“隐”以内容丰富为工巧，“秀”以卓越独到为精妙：这是古代作品创造的美绩，作者才华的集中反映。“隐”的特点，是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潜藏的文采在无影无形中生发，这就如同《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也好似江河之中有珠玉蕴藏，“互体”和爻位的变化，就形成《周易》中的四种卦象；珠玉潜藏在水中，就引起方圆不同的波澜。这种作品初读起来感到正常，最后才发现它的奇妙；其含意明确，表现形式却很圆润：这就使人玩味无穷，百读不厌了。“秀”的特点，就如文辞中涌出的波峰。它像纤丽的手奏出佳音，表达了宛然在目的超逸情态；又若远山漂浮的云烟，像美女妆饰的容貌。但云烟乃自然形成，不须人工妆点；人的容颜形貌有定，也无须强加修饰。天然的云烟，或深或浅都各有奇态；天生的容颜，浓妆淡抹都各得其妙。如能发扬其天然，就奇妙有余；要是加以雕饰，就反而奇妙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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