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刘勰

  《祝盟》是《文心雕龙》的第十篇。本篇以论述祝文为主,同时讲了与祝文相近的盟文。祝和盟都是古代“祝告于神明”的文体。盟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也没有多少文学意义。祝词在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中就经常用到,后世流传下来的祝词,有的是在没有文字以前便产生了。在有了文字以后,又多以长于文辞的人担任“祝史”,正如鲁迅所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祝词的写作,又注意“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所以,祝词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

  本篇分祝和盟两大部分。第一段讲祝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第二段讲祝词的写作特点,第三段讲盟文的产生及其流弊,第四段讲盟文的写作特点。

  刘勰在本篇所论,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这是他落后于当时先进思想家的地方。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他讲祝词的产生,是“兆民”在生产活动中出于对风雨诸神的敬仰,而要有所报答或祈求,这反映了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的淳朴思想。刘勰强调“利民之志”而反对移过于民,不满于向鬼神献媚取宠,或利用鬼神以自欺欺人。二、刘勰总结史实,从而认识到兴废在人,鬼神是靠不住的,所以明确提出“忠信可矣,无恃神焉”,要后人警戒。

  (一)

  天地定位,把遍群神。六宗既禋1,三望咸秩2。甘雨和风3,是生黍稷4,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5,本于明德;祝史陈信6,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7,以祭八神8。其辞云:“土反其宅9,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10则上皇祝文11,爰在兹矣12。舜之祠田云13:“荷此长耜14,耕彼南亩,四海俱有15。”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16,圣敬日跻17,玄牡告天18,以万方罪己19,即郊禋之词也20;素车祷旱21,以六事责躬22,则雩禜之文也23。及周之大祝24,掌六祝之辞25,是以“庶物咸生”26,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27,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28,言于祔庙之祝29;“多福无疆”30,布于少牢之馈31;宜社类祃32,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祗33,严恭于宗庙也。春秋已下,黩祀谄祭34,祝币史辞35,靡神不至。至于张老成室36,致善于歌哭之祷37;蒯瞶临战38,获佑于筋骨之请39;虽造次颠沛40,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41,可谓祝辞之组纚也42。汉之群祀,肃其旨礼43,既总硕儒之仪44,亦参方士之术45。所以秘祝移过46,异于成汤之心47;侲子驱疫48,同乎越巫之祝49:礼失之渐也50。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51,东方朔有骂鬼之书52,于是后之谴咒53,务于善骂。唯陈思《诰咎》54,裁以正义矣55。若乃《礼》之祭祀56,事止告飨57;而中代祭文58,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59。又汉代山陵60,哀策流文61;周丧盛姬62,“内史执策”63。然则策本书赠64,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65,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66。

  〔译文〕

  开天辟地以来,各种神灵都受到祭祀。天地诸神既受尊祀,名山大川都按一定次序致祭。于是风调雨顺,各种谷物生长起来。由于亿万民众的仰赖,便对神灵作美好的报答。但供献馨香的祭品,要以光明的道德为根本;祝史陈说诚信,就必须以文辞为凭借。相传古代的神农氏,开始在岁末祭祀有关农事的八种神灵。他的祭辞说:“泥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不要生长在良田)!”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扛着长耜,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为民谋利的思想,已表现在言辞中了。到了商汤,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去祷求免于旱灾,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到周代的太祝,掌管“顺祝”、“年祝”等六种祝辞,用“万物齐生”等话来祭天祭地;用“光明普照”等话来拜迎日出;用“早起晚睡”等话,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用“多福无疆”等话,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此外,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也没有不用祝文的。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对祖先表示恭敬。春秋以后,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以致祭礼祝文,无神不至。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要用祝祷的。至于《楚辞·招魂》,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到汉代的各种祭祀,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于是内宫秘祝,遇有灾变,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祝邪之文”,东方朔写过“骂鬼之书”,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到汉魏时的祭文,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赞辞,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此外,汉代的帝王陵墓,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有“内史主持策命”的记载。“策”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所以,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内容上用近于“颂”的文体,却以“祝”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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