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刘勰

  要怎样才能“穷照”或“绎辞”呢?刘勰在对汉魏期间司马相如、扬雄等十多个作家的构思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提出:有的是“心总要术,敏在虑前”,故能“应机立断”;有的则“情饶歧路,鉴在虑后”,所以要“研虑方定”。根据这些经验,刘勰作了如下总结:

  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这段话正阐明了上述四项修养功夫的基本要领,就是:学深、才富、博见、贯一。必须“博见”,才可能“穷照”;只有“贯一”,才能“绎辞”。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项的关系。刘勰认为,任何作者,如果“学浅”、“才疏”,在创作构思时,必有“苦贫”、“伤乱”二患。解救二患的办法,一是要见多识广,一是要集中思路,突出重点。才学不足造成的二患,既然可用“博见”和“贯一”来拯救,可见对一个作家的艺术构思来说,“博”、“一”二项更为直接和重要。“才”和“学”对一个作家的平素修养来说是必要的,但作者的才力学识,主要应建立在“博见”的基础上,而“贯一”则指出了艺术构思的基本途径。所以,“博而能一”就是艺术构思的基本要领。

  在学深、才富、广闻博见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就有可能“思接千载”或“视通万里”了。刘勰把构思的特点概括为“神与物游”四字。他具体描述这种构思情况说: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这就是“神与物游”的具体说明。作家想到登山,便满脑出现山的形象;想到观海,心里便涌现出海的景色。无论作者才华的大小,他的思路都将随着他想象的景物而任意驰骋。这样的构思活动,和写一般文章的构思是显然不同的。它不仅是紧紧结合着物的形象来想象思考的形象思维,而且是“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凭虚构象。这就是说,艺术构思是凭作者平时“博观”所得的基础,通过想象,把没有实体的无影无形的意念,给以生动具体的形态,并把它精雕细刻出来。所以,这完全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刘勰对艺术构思的论述,基本上说明了这种特点。

  刘勰论艺术构思的主要不足之处,是没有正面论述作者熟谙社会生活的必要,因而他虽也强调了“博观”,却显得空泛无力。本篇所举想象构思的事例,也全是风云之色、山海之状,虽能说明艺术构思的特点,却不免有引人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病。

  2.艺术风格

  《神思》篇末曾讲到:“情数诡杂,体变迁贸。”这个“体”,就指风格。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非常复杂,因而风格上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刘勰认为艺术构思中许多细微曲折的地方,是“言所不追”的。但作家的艺术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其基本情况还是可以探讨的。

  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志气统其关键”,而作者的志气,又和他长期以来的学、习、才、气等素养有关。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体性》篇一开始就写道: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这说明: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由他长期的才、气、学、习所凝结而成的。艺术构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艺术风格,就因为二者都和一个文学艺术家的才、气、学、习有密切的关系。艺术家的志气在艺术构思中起着关键作用,对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摛神、性”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刘勰合为一组来论述。

  《体性》篇的中心论点,是作者的个性决定着他的风格。由于作者的气质不同,个性各异,因而风格也就表现为多种多样。刘勰根据这样的认识,十分肯定地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正如马克思所引布封的话“风格就是人”100;作者的才、气、学、习不同,思想感情因人而异,其“各师成心”的作品,自然就“其异如面”,风格即人了。从本篇一开始就提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原理来看,这就是情与言的关系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情决定言,情各不同,由言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特色也就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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