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用三十篇优美的文章，将过往的情怀美好与值得永久珍茂的生命感悟呈现给读者，为自己和众生献上完美的足以留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无论是记录人物的今生，还是缅怀古迹的过往繁华，抑或展望未来，大师们的浩然之气都深深的浸透于字里行间。
《朵云封事》不忘历史，不负未来。
《朵云封事》读后感(五)：朵云封事何年事
已刊于《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期
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大陆读者这几年已经不再陌生了。他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是著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和丽江么些文化专家，还是名扬海外的中国美术欣赏的普及者。不过，我并不打算在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前面冠以“台湾学者”的名号，是基于他那一代人的学术经历。他出生于河南，30年代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号称“国美”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后跑到丽江的雪山下进行么些文化的调查研究。1941年，他响应著名考古及文字学家李济、董作宾两位先生的号召，加入了“中央博物院”（后称中博）的筹备工作。从此，他跟随这个博物院“筹备组”赴南京、到昆明、抵宜宾，直到再返南京、终达台湾。总之，李霖灿在学术上毕生追随李济、董作宾，工作岗位则始终不离博物馆专业，这些上世纪30-40年代种下的因缘，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大陆，2000年以前，他的大名主要为业内人士所熟知，2000年以后，他关于美术史鉴赏的一些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到今天，凡是热爱古代绘画的读者，都知道李霖灿的名字了。而最近，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则以父亲的博物馆生涯为主线，通过调查走访，搜罗旧帜，撰成《朵云封事》这样一部回忆往事的大书。
朵云的典故，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陟传》载：“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说韦陟在信笺上署名，状若五朵云，所以”朵云“是信笺的雅称；而“封事”是密封的奏章。李在中用这两个词命名，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李霖灿本人及师友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既有他们年轻时留下的日记和彼此往来的书信，也有他们年老后李在中所做的访问、重述，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弥足珍贵。
如果说，这部分内容显示了李霖灿父子的家世交游，体现的是历史沧桑变幻下“家”的一面，那么，《朵云封事》所揭示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30年代之后我国部分珍贵文物在“中博”同仁保护下，历经颠沛流离而得以保全的故事，是内忧外患下“国”的一面。两相结合，体现的是这些文化文物学者的家国情怀。
对我来说，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中博”筹备组保护文物的一段往事了。
这种保护，其一是文物的迁移撤离。很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移的伟大行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震动，故宫文物于是南下避难，分批行动，历经多年，直到1936年才全部运抵南京。可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七七事变又爆发了，文物只好再次迁往西南的大后方。
不过，对于故宫文物之外的其他文物的迁徙，很多人或许知道的不那么清楚了。《朵云封事》里记录了“中博”所辖文物的迁徙历史。1933年，“中博”先后由傅斯年、李济牵头筹备，在1936年终于开土动工，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博物院还没完工，此时也只能紧急西迁。要知道，“中博”所属的文物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比如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如果不西迁，就很有可能落入敌国之手。
西迁之路，备极艰辛，“中博”的学者们或是走水路，沿着长江上行；或是走火车，当时的政府紧急拨了专列。每到一处目的地，也不敢把文物堆在市区，只能想尽办法保存在郊外的寺庙、宗祠等隐蔽的地方。这一路上，不仅要提防丢失、盗窃、损坏，还要担心日本的轰炸。最终，故宫的文物主要保存在宜宾、乐山、峨眉等地，而“中博”的文物辗转昆明等西南地区，最终暂时落脚在宜宾的李庄。
其二，迁徙到后方只是被动的避难，而“中博”的学者们，却在避难期间仍然坚持开办文物展览，坚持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从而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维系，给当时的国人以振奋的力量。
如在文物展览方面。从1943年到1945年，中央博物馆在李庄这个江边小镇举行了7次大规模展览。比如，远古石器展、古代铜器展，传递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汉代车制展、历代建筑图像展，传递出华夏文化的博大灿烂；此外，还举办了苗族服饰展、丽江么些文物展，则传递出抗战军兴、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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