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览，往往被认为是和平年代里衣食无忧的人们优哉游哉的“闲事”。但《朵云封事》里记载的这些往事却证明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华夏文化的传承遭受外侮破坏的时刻，历史文化及文物展览绝不是用来消遣的闲事，而是难得的振奋精神、提高士气的伟大举措。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进行学术研究则更能见出中华民族文化精英分子勇于维护文化火种的风骨。众所周知，学术研究需要“一张平静的课桌”，也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但在特殊情况下，在容不下一张平静课桌的时代，学术研究就不仅是个人的沉思，还能证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毅力、风骨和品格。
在李庄，“中博”的研究人员们坚持学术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开展了对四川西藏康定云南一带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对当地自然标本的采集、对当地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以及对当地出版及教育文化的普及。
显然，这些并不是**的吟诗作赋，而是关乎民族地理、民族历史、自然环境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色彩的现代学术研究。这些成果在当时虽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但在战乱中得以储存，一到和平年代就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朵云封事》里记载了李济先生曾说：“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的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的博物馆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p163）这充分表明了文物的保护不是被动消极的，越在艰难困苦的时期，越是要通过文物保护来证明抗争的伟大，证明民族的不屈不挠，从而维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
其三，文物的保护终究还是要靠国家的强大。《朵云封事》里，还记载了一些抗战胜利后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的遗憾故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始追索被日本在侵略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有关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被日本掠夺、损毁的各类文物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数据来源：网易新闻中心）。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那些查无可查的流失文物更多。
我们都知道，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渗透到中国，以各种手段攫取中国的文物、藏书。把文物追索的上限放在九一八事变，实在是说不通的。而《朵云封事》揭露了原因，不是因为日本，而是因为西方盟国顾忌到欧美国家也持续掠夺中国文物，所以不愿意让中国追究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流失文物，以免日后中国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向西方国家追索文物。中国当年虽号称战胜国、五大国之一，但仍然是弱国，在文物的追索上终究留下了诸多遗憾。
再加上很快内战风云再起，而负责追索的人手又有限，最终中国政府从日本追索的文物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力度不足，三是已追索的文物大都运到了台湾。因此，对这件往事，很多读者也是知之甚少了。
既然说到了运到台湾的文物，《朵云封事》里也有不少文章谈及在台文物的命运。2009年，两岸故宫首次合作举办“雍正文物大展”，这是十年前两岸的文化盛事。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盛事却没有出现。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值得深思：“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中国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最高指导思维，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局。”（p368）这一清醒的认识，显示文物终将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血统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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