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德皇主政阶段，德国对列强的外交可以说是非常被动的。从英国方面说，俾斯麦从未想过和英国开战，德皇本人对英国也是十分友好的。但最终英国却以德国为假想敌筹建了三国协约。从奥匈方面，俾斯麦一直防止弱国奥匈主导两国同盟关系，但德皇主政后，从外交上，奥匈支配了德国的对俄关系，导致长期互相依赖的德国和俄国关系彻底破裂。从法国来说，德法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对列强关系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脆弱的崛起》给出了这样几个解释。
首先，是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问题。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交权力和决策长期掌握在脾斯麦个人手里，导致其下台后，德意志帝国长期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外交受个人影响因素和临时突发事件因素影响太大。
其次，俾斯麦从未向德国外交班底清晰地表达过自己的外交思想，和德国外交人员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其下台后，整个德国外交班底近乎于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是德国的卡特尔化的社会结构。各阶级竞相追逐本阶级的利益，导致了无法寻求整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德国愚蠢而又无用的海军跃进实在是根源于此。
第四，是德国陆军在政治结构中的压倒性优势，以及僵化而又一厢情愿的军事思想造成了施里芬计划这一军事计划居然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计划。军事压倒了内政和外交。
《脆弱的崛起》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德国如何一步步在自己的崛起从走向了世界大战。没有人强迫德国毁灭，德国自己走向了自己的毁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脆弱的崛起》读后感(八)：老欧洲最后的幻象（载《南风窗》2011年第23期“南书房”）
1833年，伟大的兰克在《论列强》中第一次提出“均势”（Balance of Power）概念的界定。他指出，存在“一位庇佑欧洲免遭任何单独或暴力势力支配的守护神”，“它总能以一方的抵抗回应另一方面的压力”；在使欧洲权力版图经历一次次新陈代谢的同时，均势亦令欧洲本身成为多样化的统一体，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消长。兰克还预见，普鲁士和俄国趋于强大的前景将进一步完善欧洲均势，普奥两国之间则需要建立一种“联盟体制”——统一的德意志。
普鲁士的强国身位，最终由1870年的对法战争和次年的南北德意志统一得到奠定。尽管新国家的教父俾斯麦如此担忧于崛起带来的危险，并公开作出“除了与所有邻国和平相处外，她（德国）别无所求”的断言，但对刚刚为强国前景所唤醒，充满了“乐观主义的勃勃冲动”的德国人来说，终极目标绝不是在欧洲均势中扮演单独的一极，而是要响应兰克笔下“以欧洲均势带动世界循环”的感召，将欧洲均势拓展为足以制衡如不列颠这般世界帝国的“世界均势”；而德国自身，将是这一使命的唯一承载者和最终受益者。
大众与领袖对世界强国前景的憧憬，使俾斯麦在1877年基辛根备忘录中记录的纯粹欧洲视野的大战略设计成为不可能。这一设计旨在缓解德国统一给欧洲权力格局带来的失衡局面，在满足德国核心利益（抑制法国东山再起）的同时，捆绑俄奥意这几个最具改变现状的冲动、与德国安危又关系极大者的同盟关系和战略利益，并借助英德友好排斥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任一国家的冲动之举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将导致大战，而俾斯麦体系的独特链条使得每一国需要德国的程度大于其相互需要的程度。如此，一国政府一旦对德不利，将独自承担“纵火”的后果。是以各国将保持节制之风，而经济和军力继续强化的德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
不过，既然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可以断言“统一若不能成为德意志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那么俾斯麦所钟爱的“欧洲地位”立即变得不值一提。德国乃转而走向世界。威廉二世及其基于世界强国愿景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遵循了这样的假设：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狂飙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投资地、市场和原料的渴求，欧洲大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掠夺和殖民已经成为当然趋势。倘若德国不能在这波帝国主义运动中取得极为显要的位置，英国这个在构造和位置上都最适于海外扩张、并且与欧洲均势关联最大的海洋国家就可能延续“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of Britannia），使外部环境险恶的德国在尚未取得其觊觎的头等国家地位之前，就蒙受“第二个耶拿”的挫败。而德国中产阶级、军事容克、舆论环境乃至已现雏形的军工复合体（MIC）对此齐声唱和——每一个团体、每一个阶层都在扩张中看到利益增殖的期望，利益集团与社会力量的结合深刻影响了国家战略决策。军国主义的德国驾起长车，带来的是英德渐行渐远与德国在欧洲“被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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