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忧伤》读后感10篇(3)

每一个人在内心中都有对与错的是非标准。要想改变个体的是非标准，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但正是个体的道德标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何怀宏教授在《中国的忧伤》里面说：“良心的声音常常是微弱的，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这有时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触及它的底线，我们大量的行为还没有涉及最要紧的道德。”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在根本的问题上是有底线的，在触及这些底线的时候，都会做出符合道德的决定。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将道德底线放在了“自己不为”的这一层次上，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因此而降低了。在无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我们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所以，虽然社会中存在道德舆论的压力，却很难通过这个压力来改变社会的现实。

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目的。作为社会的动物，人类所能够期许的就是制度。社会中制度的存在，毫无疑问，应当是为了社会中的“善”。

《中国的忧伤》读后感(六)：道德底线的群己权界

美剧《豪斯医生》（House M.D）最后一季开播之后，为了吸引人气，邀请了《越狱》（Prison Break）中男主角的扮演者温特沃斯·米勒客串饰演一名病人。在愤世嫉俗的豪斯医生眼中，这名病人的症状，除了莫名其妙的晕倒，还有过分的乐善好施：他除了把自己从富豪捐成妻离子散的乞丐，在医院就诊期间，更是要把自己的全身器官都捐给陌生的病友。豪斯医生觉得人不可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这种程度，除非是某种未知的疾病让这个人的脑子变得不正常。他的那群助手对他的判断是有怀疑的，他们觉得别人比自己善良，甚至高尚得像个圣人，应该也是正常的，起码是值得期待的。但是遗憾得很，豪斯医生再次正确，病人一旦药到病除，立马转变颜色。

《豪斯医生》好看就在这里。表面上，它是医疗剧，实际上探讨的则是人性的话题。豪斯医生固然尖酸刻薄，说话不留半点情面，却也撕破了温情主义的假面。这一集的故事，豪斯医生的判断无非是来自人性本恶的西方传统观念。从这个观点出发，西方社会在道德上建立的是一种约束性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它并不鼓励人一定要利人到害己，但是绝不允许利己到害人。可以说，这就是西方社会的道德底线。助手们对病患行为的暗自期许，是对底线向上行为的赞赏；豪斯医生对病患行为的怀疑，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底线向上行为的否定，但是从整个剧集的人物设置来讲，其实只是告诫我们安守本分，不要期待圣人。

虽然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是人性本善，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但是从道德建设的角度，最需要做的是守住底线，这也是包括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在内，很多人都赞同的观点。与何怀宏更加学术化的专著相比，他专栏文章的结集《中国的忧伤》，给了各类社会热点事件更多的笔墨，通过分析那些“常常只是换了一些人物、时间和地点”的悲剧故事，从一个伦理学者的角度，对这个社会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的忧伤》中的所有文章，主要来自名为“底线伦理”的专栏，以及何怀宏在央视《道德观察》栏目担任幕后策划时期处理过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范跑跑”和“郭跳跳”也许算不得社会影响最大，却是关于底线伦理最恰当，同时也是我个人当年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发展过程：汶川大地震期间，举国哀痛。社会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作为高中教师的范美忠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说自己在地震发生时没有通知学生便率先逃离教室，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事后的肯定。这篇博客文章很快被广泛转载，范美忠几乎被整个社会“道德围剿”，被大家蔑称为“范跑跑”。然而当凤凰卫视邀请对范跑跑批评最严厉的郭松民公开辩论时，由于郭松民屡次打断范的发言，并且使用了大量的脏话，招致了观众的反感，被称为“郭跳跳”。由于郭的出现，范美忠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在舆论上获得了一定的赦免，社会上开始勇敢地反思他当时的利己行为是不是并没有跌出道德底线，是不是可以免于批评。

坦率讲，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范美忠逃跑的行为可以谅解，但是他作为一名具备反思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大肆肯定，则必须被批评。我的理由在于，作为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行为没有跌出道德底线，哪怕是在这种极端的背景中，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只要沿着道德底线走就行了，知识人的责任还在于鼓励和推动社会适当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前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有渐次的提升。因此，任何知识人鼓励和提倡一种贴着底线走的行为，都应该要受到严格的批评。何怀宏则是指出，作为教师，范美忠应该自觉地服从教师的职业伦理底线，从这个角度，何怀宏实际是认为范已经跌出了底线。这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社会身份而言，底线的标准是不同的。而郭跳跳出现后，社会对范美忠的减罪推定，足以说明当有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盲目的道德指责何其丑陋时，我们还是会自觉的回避——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对“美感”的追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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