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
金教授当年未必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西方殖民者通过掠夺带来空前宽松的土地资源，也促使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缺乏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日本作为金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化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该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了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方向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得到恢复，并因融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了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而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的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并促进了农村近百年的可持续发展。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政府才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垄断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长期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金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最高。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将之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一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金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土壤，又能利用土地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废物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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