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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农夫》读后感(八)：理解中国的小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温铁军
2011年时值辛亥百年，恰逢《四千年农夫》英文原版书出版百周年纪念。
自中国倡导“洋务运动”以来，这百年间食洋不化之辈甚多，而认真反思现代化历程中变迁成本的中国人甚少。由我的两位博士生翻译的《四千年农夫》的中文译本在此时出版，可谓是罕见的空谷清音！
在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开发的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使得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萌生了探究东亚国家农耕方式的想法。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在这次旅行中，金教授发现了东亚农业模式与美国的区别、两者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东亚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达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由于这种人口与资源配比的不平衡，导致2/3的中国人生存资源极度缺乏！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干旱地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作物生长。
在资源匮乏、总体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若没有农民的辛劳和智慧，任凭什么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法让中国养活占世界20%的庞大人口。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来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愿意以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进行工作的原因。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所吸纳，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它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所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紧张关系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之时，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引起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分析“蓄水池”作用，我们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东亚三国才可能衍化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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