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接下来何去何从感到迷茫的人，不仅是年轻人，也包括哲学家，以及成千上万的社会中人。困惑无处不在，信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在考虑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国家的力量，而左派也在反思市场的崩溃并没有给他们赢得更多的拥趸。自由市场是否应该被国家干预？在朱特的眼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但问题是，市场的魔力被再三放大，市场因自由之名逐渐变得不受约束，其破坏性已经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综合社会领域迈进。如果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算是一次警告的话，那这两年来发生在美国的多起持枪杀人案，则意味着经济问题已经引发社会问题，后者隐藏着极为可怕的因子——不平等，早晚将引爆地下的烈火。
第一大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且呈现出集体性贫穷的症状，连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也陷入了泥坑，这背后是具有腐蚀性的不平等在作怪。更平等的社会总是运行得更好，相反，不平等的社会如狂风中的船总是颠簸不止，社会犯罪随时上升，公共偏见逐步凝固，贫富间的仇视日益激烈。更糟糕的是，人们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就能缓解这些问题，但现实已经告诉我们错了，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发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甚至可能催化某些矛盾，比如毁掉信任机制。如何重建底层社会的福利堡垒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做得都不好。
托尼•朱特认为是时候改变观念了，认为生活的核心就是变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变富的观点应该被耻笑，不仅资本主义批评家们会嘲笑，资本主义拥护者也会鄙视。市场需要被约束，社会秩序不能再放任自如。朱特从凯恩斯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于欧美西方政府而言，迫切需要重新考虑在不损害民众自由的前提下，如何让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重建公共福利最理想的执行者依旧是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的承包商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比如我们中国，恰好相反，需要**民间力量，实现国退民进。朱特无数次地提到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应对失控市场的对策，朱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概念，其主旨是保证大部分财富和资产不会被特权者攥在手里，并认为福利工程最好由政府来办，这些主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最终想要什么？这是本书中的核心问题，朱特的答案就是平等。在普遍不平等的环境下，所有其他可取的目标都变得不可能。不平等是时代的病症，是对民主的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一点具有全球意义。朱特大胆主张重塑公共对话，创造新的公共行动的言语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对话，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就像不满君主制而发明出现代政治一样。主张很明白，与其修修补补，不如重起炉灶。
不过，朱特对国家干预的作用显然太乐观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应该让我们对此更为谨慎，同市场一样，政府同样需要得到控制，甚至更严。
《沉疴遍地》读后感(十)：这是沉疴遍地的时代？
2009年，托尼•朱特已经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是一种可以令患者丧失“动作”的怪病。它也叫运动神经元病，病症主要是四肢、躯干、胸部及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在临床，又可以分为肢体起病型、延髓起病型。前者的症状先由四肢肌肉萎缩、无力，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后一种是在四肢运动尚存时，就已经出现吞咽、讲话困难的症状，最后发展为呼吸衰竭。 托尼•朱特应属肢体起病型，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择了与耶鲁大学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谈，而这些起始于2009年1月的某个周四的交谈，最终集辑成《二十世纪的沉思》。 也就是在交谈中，朱特曾向斯奈德提及，希望写一本题为《火车》的书，借助于铁路，朱特想要告知世人，我们现代社交以及在过度私有化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命运。 托尼•朱特是犹太后裔，1948年，生于英国。 13岁时，他的父亲送给朱特一份生日礼物——波兰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 15岁起，朱特开始醉心于左翼犹太复国活动。他曾经用整整三个夏天呆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茨，但是很快，朱特对这里的生活感到了失望，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幻想破灭。 1967年，他志愿当了一名军中翻译，投身于“六日战争”中保卫以色列。但是，他却发现，“以色列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天堂。”以色列人对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共有的厌恶，称他们为“大屠杀后裔”。 “我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信奉者，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共产主义倡导者，但是最终我放弃了这些信仰，”托尼•朱特在20岁时，给自己做了这样的总结。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奉、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如果说是托尼•朱特的“青春物语”，那么，随后而来的是他对欧洲左翼运动的兴趣：研究法国，发现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70年代，目睹美国建设理想社会的落空。 真正让托尼•朱特成名的是《战后欧洲史》，这本于2005年面世的作品，也成为朱特存世的最重要著作，此书不仅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让他入围普利策奖。 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前景》举行的当代思想家百人评选活动中，托尼•朱特荣登第45座位。 《时代周刊》评价他，“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洛杉矶时报》称赞他是“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税的思想家”……但是，所有的桂冠都来源于他的“思考”。（源自《沉疴遍地》） 思考1：公众泥坑。21世纪，贫富分化严重，收入的不平等，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私人富有”，被朱特视为“公众的泥坑”。收入的严重差距会导致代际流动的“滞碍”，而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会引起健康、教育、寿命、营养、犯罪等诸多问题。 “三十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朱特认为，崇拜巨富，为了减少接受济贫扶助者的人数而强迫失业者接受任何工资的做法，是道德的腐化；“经济学式”的思想，不是人性固有的。 思考2：私有化。上个世纪70年代，铁路及教育等公共设施逐渐私有化。但是，朱特对于私有化表现得并不热心。他认为，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公共财产，原因是政府为了甩掉低效率的公共部分，给出了“低价购买”**，以及消除了的市场风险。换言之，朱特认为，这是政府把自己的责任租佃给了能够比政府管理更好的私营公司，而政府既能避免低效率的运作，也减少了道德风险。 思考3：铁路案例。铁路、火车站对于朱特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痕迹”。这要追溯到7岁至15岁间的经历，那个时期的朱特除了在房内读书，最喜爱的事情莫过于骑着自行车或搭乘火车闲逛。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出现火车、铁道、铁轨的内容。《沉疴遍地》里，朱特提出，“铁路像农业或邮政一样，一面是经济活动，一面又是关键的公共利益。”他没有否认，铁路的私有化。但是，他认为“私人企业优于公共服务的关于效率的争论，在公共交通上不适用。” 这可能带有朱特的视角。他坚持，铁路、车站是“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项社会服务”，对它的各种决定不仅要有经济标准，还要有社会、环境、人文、美学、文化的标准。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托尼•朱特对于现有世界显然是不太满意。 延伸阅读： 《战后欧洲史》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10年 《责任的重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07年9月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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