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将所采取的是兼有策反与挞伐的策略，即“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策略。如对胡汉民给予党权“虚名”，自握军权以挟制；1927年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玉祥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抗战胜利后对龙云调虎离山、最后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等。
蒋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权力和影响的人，他不同时期所处的圈子对他的志业事关重要。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情势不同，不同的圈子构建和维系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尽管蒋自身也在不断调适，但最终与中共的决战中还是败下阵来，这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此处就圈子构建和用人方面而言，仍有几点值得我等后辈思量：
一是蒋用来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员和黄埔出身的人员，下属多亦彷效之，以亲缘、地域、出身、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另一方面，已被委托重任的家族成员和黄埔嫡系具有的“天子门生”心态，使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产生了非常大的侥幸心理，总是想着即便败北，校长也不会铁面无情，也会给别的位子干，这使得黄埔将领的牺牲精神不如杂牌军，而战败后又不总结，远不如共军，这样逐渐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和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
二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素有南北之分，而蒋的地缘关系长期偏重于南方，此或受限于蒋的个人条件、国民党的体制结构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南重北轻”的失衡现象。长年来，国民党及国府内出身北方的大员屈指可数，以致对北方情势多隔阂陌生，这是其统治中国的严重内在缺陷。中国自炎黄以来，经济是以北方较为发达，生产力发展较其它地区快，比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以中原地区为多，秦崛起于陕甘地区等等，直至汉末因中原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才将先进生产力带到了南方，以后历经各朝代的陆续的战乱及人口南迁，北方战乱频仍，南北朝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难移，南方经济逐步超越北方，并成为支撑北方统治者的支柱。但中国的行政中心多数时间仍然在北方为主，不仅以承历史惯性，更因北方外患更多，南方农耕文明易于统治之故。而蒋的“南重北轻”统治特色深深左右了他对中国的实质统治，以及日后国民党与崛起于北方的中共决战之胜负，其影响深远。
三是蒋的“人身领导”风格虽对于地缘关系开拓，加深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激励前线将士颇有功效，但其蒋有时过于干预细节，不放权，越级指挥，事无巨细，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机构撇在一边，然后过于重视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统，使得正式制度难以有效建立，下属独自负责事务时多受掣肘，反使统治机构整体效率堪忧。关于这点，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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