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远征军，虽然在英国人百般刁难之下，一直拖到战机全失、直到1942年2月中旬才得以进入缅甸（第5军）。但是，远道而来、*异国、仓促上阵的中国远征军，却以一场恶仗（同古战役）、一场胜仗（仁安羌战役）令世人刮目相看，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同古战役）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主将及其部属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297页）。与身为东道主的英军的拙劣和无能相比，请问这样的出色表现，难道不值得大为赞颂吗？反过来想一想，若是当时没有中国军队的参战，仁安羌一役，十之八九，英国人怕是又会上演新加坡投降一幕的丑剧吧？
在本书的一篇评论中，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章东磐曾痛心疾首告诉我，国人自己对假话习以为常，张嘴轻易说人家背信弃义，须知老牌帝国的贵族气质中最讲究诚信。 ” 嘻嘻！章东磐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人士，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政客，单凭他这句话，就知道他傻得可爱，对政治这玩意儿一窍不通。章东磐说的英国人作为个人的诚信，也许确实不假，但是谁如果拿这套幼稚的逻辑去套在大英帝国身上，那就真会落进被人卖了还喜滋滋地替人数钱的可悲圈套里去了。以第一次缅甸战役来讲，且不说韦维尔、胡敦（此书译作赫顿）之前的表现是多么地不堪②，就看接任驻缅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在放弃仰光后，一方面毫无斗志、只顾北撤，另一方面又急切地要求中国远征军赶赴前线阻击日军、为英军后撤打掩护的行为，试问这样的用心和表现，体现了大英帝国贵族气质中什么样的优秀品质？而在英国人书写这段历史时，对中国远征军发挥的作用不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就是干脆视为无有，就好象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仿佛仁安羌被日军围困的7000多英军和其他人士，都是被上帝之手从云端里伸下来搭救的，与中国远征军毫无干系。请问如此令人不齿的做法，又体现了老牌帝国的贵族气质中哪门子的诚信？
在本书撤退一章中（30页最末一行），从一位身为当事人的英军普通士兵的回忆里，也隐隐地漏出了一句中国军队发挥的作用：“缅甸人帮助日军找到了一条包围我们的线路，而我们利用这些中国军队消灭了他们。” 要知道缅甸可是英国人的缅甸，而不是中国人的缅甸，中国远征军在仰光失守、滇缅线已被切断的情况下，仍积极出兵，付出巨大代价换来了英国人的退保印度，这是中国对盟军做出的极大支持和牺牲。在这场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败犹荣，其表现可圈可点。而英国人的表现呢？拉倒吧！
最后补充一点，我们不妨站在杜聿明的位置上想想：背负着国家重托、身系全军安危的他们，在那个初来乍到的异域他乡，一面是气势汹汹扑来的强敌，一面是虚与委蛇、毫无斗志、一心只想撤退逃跑的友军，中间还夹着个喊打喊杀、崽卖爷田心不疼的光杆司令（史迪威），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他们还打了一场恶战一场胜仗，救出了数千猪队友（仁安羌战役）。这难道不是明摆着说明，杜聿明等中国将领的水平，远在那帮英军的显贵将帅们之上？而与那些打仗没能耐、跑路比兔子还快的友军为伍的他们，难道就不可以抱怨抱怨、骂几句娘，反而还要夸奖那些猪队友一番？
①《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上册292页，（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等译，东方出版社，1985年
②例如丘吉尔对韦维尔屡屡拒绝中国军队早日入缅协防的做法就大为不满，曾于1942年1月23日电询韦维尔，质问他道：“ 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中国第49、第93两师，但是中国第5军和第6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缅甸似有遭受蹂躏的严重危险。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已经多久，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日子，我就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之“日本的猛攻”第一分册，191-192页，商务印书馆1974-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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