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在欧洲漂泊了千年，他们遭到许多歧视，所以他们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虽然太多的声音在嘲笑着他们，可他们始终抱有信心。
然而，毒气室让信心动摇了，现代科技可以成批地杀掉活生生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个刽子手曾感到良心的责备，技术让他们看不到濒死前痛苦而绝望的表情，看不到最后的挣扎。
当人性变得如此冰冷时，那么，上帝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场浩劫，也是冥冥之中既有的安排？为什么信仰的力量无法对抗工具的力量？生而为人，向善与坚持的价值何在？
这份深深的困惑，与现代化困惑融为一体，成为二战后人类文明最主流的声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榜单上，有太多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艾萨克•辛格、阿格农、艾利亚斯•卡内蒂、奈丽•萨克斯……犹太民族的苦难，是现代人苦难的缩影，从这个民族受到深深伤害的心灵中，世界读懂了生活之恶。
毫无疑问，伯纳德•马拉默德也很迷茫，但他没有走向玩世不恭，相反，他*了人性的黑暗、卑微、贪婪、残忍与冰冷，它们都在窒息着灵魂，但，每个卑微者的内心中依然在抗争。
遥望灵魂的故乡，就是遥望伟大的传说，就是遥望一个相沿千年的传统，生活再残暴，也夺不去内心的坚信：上帝一定存在，他始终在关注着虔信者的苦难，一个人不论遭遇多少尘世侮辱，只要还有信仰，他终将得救。
这份伟大的坚持，构成了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最感人的力量，苦难与神圣的对立，使他的叙述带有抒情诗的味道。相比之下，中国同样拥有悠久的传统，在现代化中也遭遇了许多挫折，可我们却缺乏伯纳德•马拉默德式的小说，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遗憾。
《魔桶》读后感(六)：行走在美德与恶意的边界
一个厌恶妻子的糖果店主，某天在店里发现一个偷糖果的小女孩。一开始他十分气愤，想抓住她打一顿，但是转念之间心突然变软了。小女孩走后，他一声不吭地将柜台里最上层的糖果盘全部清空。但是小女孩开始偷第二层……糖果店主又试了好多方法，一直克制着没有当面揭穿。最后他不得不采取最“强硬”的方法，写了一张硬卡片：“再不要这样做了，要不然会毁了你的一生。”并把它和糖果放一起，落款“你的朋友”……
马拉默德笔下都是在底层的挣扎的人：小贩、杂货店主、鞋匠、木匠、补锅匠、退休老人、没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物在出场时往往形象不佳，脾气不好，带着种种恶习“贪吃、任性、懒散、游手好闲、言而无信、欺软怕硬、心肠冷酷、小气吝啬”，以及各种纠缠人的疾病“腰疼、背疼、牙疼、消化不良、咳嗽气喘”，还要加上身体上各种丑陋的缺陷，总之让人一看就觉得非常悲惨、残酷，甚至绝望。
但正是这些带有身体和精神缺陷的人，却常常突然从心底涌现出一股特别纯粹、毫无功利，甚至是缺乏判断力的善良，这种善良与乐善好施无关，只来自于个人同情心，或者说自我怜悯，就像是从他们早已死去的良心上所发的新芽。在上面故事中那个店主，他将自己完全投射到偷东西女孩身上，以至柔情泛滥，行为失控。当小女孩被他妻子抓个正着时，他勃然大怒，反手将妻子打倒在地……
同时，马拉默德还描写一类与此种同情心泛滥的角色正好相反的另一类人，就是那种强求别人救助，讹诈别人同情心的人。《最后一个马希坎人》和《借款》都是后者，这两篇小说的角色都把得到别人的救助看作理所当然，如果对方不赞同，那就紧追不舍，誓不罢休，与其说他们在寻求求助，还不如说他们在收债。这两种人都比较极端，夸张、神经质。马拉默德正是在这类人群中，写出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人道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怜悯和博爱，是最古老的伦理学包含的基本内容。人道主义表现在宗教之中，但比宗教更有生命力，它存在于人性深处，自生自发，无需施教。与之相区别的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替代宗教的产物，人文主义看重文化的作用，将通过文化进行自我完善当作人生目的，追求高尚的人格，处事讲究礼仪和等级。人文主义只能是教育的结果，更容易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传播和发展。人文主义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但又容易滋生势利和虚荣。
人道主义思想浓重的作家大多写底层人的生活。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道主义作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是底层的人，而且是犯罪的人。他也被人指责怪诞、失真。比如纳博科夫就对《罪与罚》中的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与**一起阅读《圣经》大加抨击，认为这一幕极其矫柔做作，愚蠢和毫无品味……实际上，纳博科夫本人属于人文主义者，他出身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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