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在最后一次对话中也存在。这次对话的主题是场域，尤其是文艺场域。由于话题是马奈、福楼拜等历史人物，还是有可能就历史进程展开讨论的，但实际的讨论围绕的是场域而非过程，是福楼拜何以是个“社会学家”，而非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代性。最后谈到米什莱，又绕回到社会学与历史学差异的老话题。布尔迪厄对米什莱没有好感，认为他太过注重优雅的文体，“不能与原始经验和美学追求一刀两断，也不会停止从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联中获得享受”（第113页），他们应该像社会学家那样，去讨论结构。对此，夏蒂埃的反应是表示赞同。在对话行将结束时，他指出，史学界对社会行动者的理解方式的强调（如体现在微观史中的做法），“助长了历史学家再现他们经历的欲望”，“历史学家担负起死去的亡灵复活、用故事重现他们一生的任务”。他担心，“这种做法也会阻碍旨在将结构与个人、地位与习性衔接起来的研究”（第114页）。说到底，和同事如雷维尔不同，夏蒂埃似乎更愿意与微观史保持距离，强调兼顾结构与个体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后感(五)：《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读书笔记
这一交流学期选修的全为社会学课程，目的是试图与自己的本专业——历史学——形成跨专业互动。因此，也选择了这本小书作为补充读物，以了解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碰撞的大体情形。具体到本书的背景，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学界下，尤其是年鉴学派受到了来自自身与外部的挑战。夏蒂埃为代表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试图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中汲取养分，从内部修复年鉴学派的传统。
仅仅记录一下阅读笔记。略微稍提的是，对于本书的阅读重心将会放在，通过夏蒂埃和布尔迪厄二位的对话中所概括出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社会影响上有趣而微妙的异同之处。
对话一：社会家的职业
夏蒂埃在一开始就指出了自己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社会学家？应当如何看待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19】
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学的公共普及，提出两个面向，一个是纯学术性的社会学；另一个是实用性更强的，可以利用之进行自我分析的社会学。但是后者往往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与当下的现实太相关了。
第一场对话的主题将会围绕着知识活动的政治效用，通过社会学的情况来表明法国知识舞台上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如何变化的，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的变化。
布尔迪厄主张的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再像萨特那样，对整体性的问题做出全局性的解答了。现在的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对局部的小问题做出尽可能全面的回答。但是同样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一定是要比新闻界和评论界以及——伪科学界——这个提法十分有趣了，要更加负责任。
夏蒂埃所指的——如同福柯一样——为确实性剥去鳞片的含义指的是：指出显然事物历来是在赌注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构建的。具体指的是【29】“对这些客观的划分，应当从其形成的历史原动力中去理解。应当永远思考，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而不是其他的划分？这种划分对什么和对谁更为有利？”
具体来说，是术语在历史中是怎样被构建的过程。这里其实已经为之后介绍场域的概念做了铺垫。比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这是在这个划分被创造出来之后才有意义的一个概念。
对话二：幻觉与知识
能够掌控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本身是一种幻觉。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的自我了解。
社会学的目的是破除习见。社会学将研究对象的客观化，但面临的疑问是它是否能够完成自身的客体化。
比较显然的一句话提法是“历史学家自身处于历史之中，历史科学是否存在；社会学家自身处于社会之中，社会科学是否存在？”
对话三：结构与个人
夏蒂埃最开始总结了下，人文科学在当时所面对的两难境地【57】，一种是传统的用阶级、结构等一些术语与分类来研究社会与人类；另一种是“复原个人的行动、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际关系的愿望”，具体表现为转向对人物传记和人物意向的研究，用“共同体”概念来取代对社会职业或者社会阶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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