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背后是旨在询问布尔迪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的对立是否是个伪命题。
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学术上的对立命题的存在，其背后依旧是权力的运作关系。比如清点木桶和清点书籍的背后是文化史与经济史更替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布尔迪厄说出此话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清点书籍”的文化史学者。
各种以主义为后缀的争端，其实质是政治斗争在科学场域的体现。
从逻辑的角度，布尔迪厄解读了这些与对立有关的伪命题。客观主义主张要摒除社会学研究对象预设的一些概念与立场，就比如说当研究对象是一个个人时，他的经历、自传等等材料，是不被纳入客观主义的考量的；而现象学的学者则认定，值得关注的是主体的主观想法。
引了帕斯卡尔的一句话来说明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双重现实，“世界包括我，我了解这个世界”。后面讲述了布尔迪厄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旨在揭示能够破除并且认识到这种悖论的工具。
夏蒂埃很尖锐地提出，既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有一定距离就不会陷入认识论困境，而历史学研究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学科。因此历史学家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而社会学者的研究往往更具尖锐性和悲剧性。
对话四：习性与场域
习性（habitus）：有共同社会经历的生物个体对精神结构的归并。这个词语对于社会学领域来说是布尔迪厄新引进的一个概念，似乎意在对应或对抗年鉴学派的心态史？
布尔迪厄说这个概念的学术谱系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习性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于社会集体中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的因素。
还有一点：客观结构转变为主观结构，具体来说为一种优选系统。这一现象是通过巴黎商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对立为例来说明的。
布尔迪厄说 “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极为荒谬的”。我的问题在于，将社会从个人的层面独立出来，是社会学最初形成时期的特点，布尔迪厄主张回归的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这里还只是他为了说明习性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意即社会的存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性的各种社会机制, 一个是以个人的和被归并的状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和内心中。而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种种刺激，都是通过已经构建起来的类别来进行的。“元实践”的概念。
引出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他的企图是“理解精神范畴以及更深层的个人心理结构如何在长期过程中发生改变”——对精神分析的对象进行历史化。在上学期阅读了美国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就是将对甘地的精神分析放置在个人自传式的历史中去进行考察。然而根据夏蒂埃的说法，布尔迪厄对于这种展望的态度是拒绝的。原因何在？
布尔迪厄对重大的趋向性规律是否存在秉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进程，埃利亚斯的国家垄断身体暴力的进程，福柯的“禁闭”概念等。
对于身体暴力、符号暴力等等的研究，“如果不了解这些身体暴力和符号暴力的程度，便不会理解此类社会中的某些机制”——我关注的是社会学的独特之处，用创造出来的语言与标签去理解社会现实，这和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是否是相似的。虽然这种术语与标签并不就是真实本身，仅仅只是便于理解的工具。
体育被作为一种例子来说明对习性的改变。变成今天的“较量不造成破坏，使对抗不波及性命”的形式。
开始引入对于“场域”这个概念的介绍：场域和习性的关系是——在不同的场域，同样的习性（权力关系、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等等）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夏蒂埃用两个例子简化了这个概念：政治这个词有关于“赌注和某种公共空间的形成”的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有这层含义的，如果这个例子还太过含蓄的话，接下去的例子更加易懂。我们今天所称呼的体育这个词语是在18世纪末在英国才产生的。在这个概念的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做的同一件事是，“为了确定运动员及其生涯和竞赛活动在社会空间所占的位置，人们需要分析这些足够统一的社会空间的形成条件”【85】
“连贯的谱系”的虚假性：比如体育史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连续性，其实是忽视了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和学校体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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