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虚假的错觉其实一直都是历史学家犯的错误，比如称呼米开朗基罗为艺术家。这是布尔迪厄提出场域这个术语的真正目的——指出历史学家犯的术语错误，这一点在之前的几场对话中也有提到。
研究的应该是一个空间的起源——这个空间就是场域。
埃利亚斯认为国家的权力运作是可以在场域的形成中体现出来的。然而布尔迪厄并不如此认为。布尔迪厄认为在思考有关国家的问题之前，需要先思考场域本身是如何运作的。但是貌似并没有详细展开【87-88】。接下去则是回到了国家的问题：“国家成为涉及场域控制权的元斗争的场所”。
对话五：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
此三人都是转向后现代的承上启下的，在三个不同场域的人物。
夏蒂埃的询问，表面是对于布尔迪厄学术转向的原因的探索，其实是对于布尔迪厄场域研究的进一步*了解。布尔迪厄自己认为上述研究是对场域起源过程的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地步。
反抗者是新场域的创造者。
夏蒂埃的回答十分有意思，像是一位历史学家会去关心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单凭马奈的一声惊雷就能重组所有立场，使相互对立的立场在新的绘画场域内得以并存呢？” 历史的复杂性不是单线程的个人或单一事件可以解释的。
布尔迪厄随后回应这种来自历史学家的质疑，新场域来自于从“规矩”到“失范”的转变，人人都有对于合法性争取的权力——这就是布尔迪厄定义中的现代艺术场域。
夏蒂埃接下去的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学科化的议题。
场域内没有制度化的存在，但是场域内也有规则。用了海德格尔用哲学家身份表达纳粹思想的例子来证明场域的存在。
后来对话回到了学科化的大议题下：在学科初创的时期，比如在“社会学的话语尚未形成时”，其他学科——或者说其他场域的符号生产占据着整个场地。结合刚才布尔迪厄自己所阐述的关于新场域的起源问题，当原来这些被视作为最合法的符号与语言的合法性被新出现的语言和符号们争夺挑战的时候，那么新的场域就在期间诞生了，也就是新学科也就如此诞生了。
最后提到了，写作方式与科学学科的关系。在夏蒂埃的理解中，历史学采用讲述的形式会更加便利，这是一种从文学场域中借用来的形式；社会学的宗旨和历史学本身就不同，社会学是为了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于是两个场域的写作方式也有所不同。
布尔迪厄最后还“嘲”了一下历史学者的写作方法，实则是继续了两个学科的不同的这一话题。历史学者的叙述更多强调修辞与“雅”，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范式的追求？
小结：
社会学和历史学在社会影响上，后者在民众层面上与学界层面上都较易被人所接受。这是由于历史学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距离性所决定的。社会学则更加容易应用于现实中，激烈而无意义的争端更容易在社会学向民众或者学界的两个层面上分别触发，这也是社会学的公众普及与历史学的公众普及各自的优劣之所在。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便是布尔迪厄提出的，学者研究对象的变动。从总体性到局部性的变化。这是包括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目前都具有着这样的一种趋势。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于历史学研究有所启示的是对于虚假的连贯性的挑战。历史学家是否能够保持与研究对象在含义层面上的一致性？这其实是对于历史学开展基础的一种挑战。
2017.12.于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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