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对历史学，包括年鉴派史学有不少保留意见。“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历史学派，这并不只是口头上的恭维”。说完这句，他话锋一转，“但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范畴时往往表现出离奇的天真”。他指出，“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第33页）。布尔迪厄在此批评的，就是将历史分析的概念当做先验的、不需检视的对象，这种做法在年鉴派的系列史研究中相当普遍。布尔迪厄志在进行工具的批判，对这种做法自然是不以为然。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破除这些范畴的先验性，将之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对这一批评，夏蒂埃是深以为然，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做法是“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将之视为年鉴派传统中三个必须加以摒弃的方法之一。
社会范畴化的问题，固然在社会学中也存在（布尔迪厄称之为“类别中心论”），不过两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在历史学中显然比较突出，何以如此？布尔迪厄的理解是，这个差别与学科的特性有关，尤其是与是否面临认识论实验的处境有关，其中的一对主要关系，是相关研究中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不同，客观主义倾向或主观主义倾向的力度也会有所不同。”（第70页）社会学家分析的多半是自身的社会，他们不是旁观者、局外人，对社会的反观，也令他们自身感到切肤之痛，这种处境，就为认识论实验提供了可能，为研究者反躬自问，为追问在日常语境中想当然的范畴、逻辑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认知主体多半是旁观者、局外人（除了研究当代的史学家），与研究对象“总会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在其考察的游戏中没有赌注”，因此“很少会陷入认识论实验的处境”（第70-72页，又参第74页）。我的看法是，这一学科区分不宜过分强调，史学研究、民族志都不是玄学，而是扎根于本土、当下，精彩的史学著作和民族志之所以引起学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异域、过去与本土、当下之间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关联，为读者拉开与本土、当下的距离，变熟悉为陌生，将习见的概念、逻辑相对化提供了契机。想想米德笔下的萨摩亚人，想想近年对“中国”、“汉人”的思考......
在对话三的开场白中，夏蒂埃很明显是有感而发。结构与个人的关系，在80年代的史学实践中，成为一个必须进行探讨的问题。系列史、心态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结构性，已受到诸多的批评；对微观层面尤其是个体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结构史的逻辑，引发了史学研究何去何从的讨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个主题，其用意应是引出对“惯习”（“structured structuring structure”，“被结构化的、同时起建构作用的结构”）的史学效用的讨论。不过依我看，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次对话不太成功，两人的对话慢慢被转换为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差别的讨论，转换为认识论实验的讨论，史学研究中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关系的话题，似乎被撇到一边了。
在接下来的有关惯习和场域的对话中，夏蒂埃试图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提问。仍旧是惯习，但这次要设问的是惯习的起源，这牵涉到社会化过程，也牵涉到历史进程。他甚至追问布尔迪厄：“你使用‘习性’的概念是否旨在对抗另一种传统，即此前的心态史传统，以及更早形成的《年鉴》杂志的传统？”（第81页）对后面这个问题，布尔迪厄避开了。但对惯习的生成，他是这样评论的：“行动者有其成长的历史，他是个人经历和环境教育的产物，他也是集体历史的产物。尤其是，思想类别、知性类别、感知模式、价值体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归并社会结构的结果”（第82页）。好，这里提到了个人经历，又提到了集体历史，看来至少在后者的层面，惯习似乎与跟历史搭上关系了。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布尔迪厄又退回社会学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对话中，夏蒂埃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文明进程》中，埃利亚斯建立了个人心理结构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你说“是否有可能对精神分析的对象进行历史化”？考虑到这里的个人心理结构与惯习之间的相似性，我想夏蒂埃是在延续开场白中提出的追问。这次讨论稍有进展，布尔迪厄认可埃利亚斯的研究，同意国家在权力行使、垄断暴利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不过很快他又将话题引向自身对场域的理解，一段刚要开始的讨论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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