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起于江东，而客死中原。孙策回顾江东，而大兴杀戮。孙权调和淮泗与江东，终归于江东士族，陆逊顾雍，即其标志也。然豪族之骄奢淫逸于国为害，其代价不可谓不深，故孙吴政社与晋近。（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东晋起迄，北府相随。淮泗流民，为其根基。后迁居京口，不施土断，拱卫建康，防卫南下之士族。另有西府兵也，协同北府北伐。肥水之战，谢玄领命，北府得以重建。后又散，为安帝与司马道子争相拉结。安帝卒，王恭与道子争。府将刘牢之先叛王恭，后叛道子，再叛桓温，终出奔，亡。萧梁武帝罢省，北府则不见于其后史籍。（北府兵始末）
田先生治学，重史料之钩沉，详事件之脉络，发不显之幽微。然其论证也，逻辑推论者少，旁征索引者多，且阙乏必要之说明以为承接。段落之组织也，亦不乏松乱者，使中心论点蔽，另有重复语之弊。余观之，止于细辩，未达通论者，实器局之狭隘，不得治史之义理也。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七)：暂记部分结论，须再读
既然是探微，即为历史的细节。读完此书，自觉深有必要再好好加强一下自己关于秦汉魏晋的历史，也许在读朝代通史的某一细节时，会想到“啊，原来先生分析的就是这件事/这个人啊！”。以下仅为先生总结的部分结论，在此作为记录，也提醒自己，此书是需要细读的。
《说张楚》：“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期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论轮台诏》：“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已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就汉武帝致晚年才转变政策的原因，一为“卫太子与汉武帝有不同的统治政策。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种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二为“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三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借鉴亡秦而出现。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应当这样来看曹操：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辈和同辈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别人都做过的坏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而不是看主观动机。……曹操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统一，这是曹操在历史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曹操以‘览申商之法术’称著，关于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曹操的作法也是既有胆识，又合时机。”
《《隆中对》再认识》：“诸葛亮作《隆中对》，未知条件较多，局势不太明朗，而所作出的判断如此具体，应验如此显著，这正是《隆中对》千古传诵的价值所在。……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年，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而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在刘备死前，诸葛亮徒有《隆中对》筹划之名而实际表现无多。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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