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10篇(6)

日本是一个具有极其规范制度和秩序的国家，这种制度和秩序的规范不仅体现在治国方面，也严重渗透到了每一个日本国民的价值观里并根深蒂固。

日本崇尚等级制度，在他们看来，只有等级制度才能使每一个人各司其职，也只有等级制度才能使他们的生活得以井井有条。为此，他们不可避免的需要某种信条来确保等级制度，确保他们渴望的秩序。于是，“恩”就出现了。

在国家方面，“恩”告诉日本国民要“忠”。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承蒙天皇的恩典，规范他们应该效忠天皇和自己的上级，并向所有施恩于自己的人报恩；在社会方面，“恩”告诉他们要有“情义”。这种“情义”要求，在家庭关系里他们需要履行对婚姻的义务，要对父母尽孝，这种“孝”和中国的“孝”不一样。前者将父母的哺育视为受恩，所以他们的“孝”也就意味着报恩。同时他们也要遵从家庭关系里的等级制度，而当他们处于社会中时，他就代表了他的家庭；在社会关系里他们需要偿还各种各样的情义，也就是人情债，也包括对前文提到的，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对他的家庭负责。当社会方面的“情义”与国家方面的“忠”无法两全时，日本人最终还是会臣服于“忠”，这也正是天皇所推崇的。在两者的规范下，日本人形成了在别人看来堪称“扭曲”的民族性格。因为他们要忠于天皇，忠于自己的上级，即使和自己的利益冲突。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牺牲，而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要有情义，他们应该“自重”，在日本人看来，“自重”不是自我尊重，而是符合别人的期望，赢得他人的尊重。所以，他们选择自我克制，尽量不给任何人带去麻烦，不亏欠任何人情义。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所要求的，是他们社会文化的产物，生活在其中，遵循社会的规则，并按照同样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之处。而唯有从这个神奇的社会中跳出来，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民族的劣根性，他们发现自己就是一个盆栽，而日本就是一个花盆。“盆里栽种的是一棵侏儒一样的小树。只要这棵微缩松树的根受制于那个花盆，那他就是一件艺术品，能使可爱的花园变得更加优美；但是，一旦他被移植到野外的土壤里，就不可能再放回到盆里去。他们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到那个日本花园里去做装饰品，因为他们再也不可能去满足日本社会的要求。他们体验到了日本道德的两难处境，而且是这种困境表现最激烈的形式。”⑥

日本所提倡的“忠”和“情义”，在中国人看来多多少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完全抹灭了身为人的正当私欲，把人逼入一个格式化的死胡同。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所追求的平等究竟是何物，也无法体会到精神获得解放时的自由之感。他们正如苦苦挣扎在当代中国应试教育下的学生，或者把他们比作明清时囿于八股取士的书生更为恰当。他们都在规则中奋斗，在规则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不去思考这种规则的正确性，而只需要在这既定的规则中循规蹈矩，获得最大利益就足够了。任何民族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只不过日本将它放大，并成为全民族都接受的模式。

培根在《新工具》中说：“凡是值得存在的，也就值得被认识。”⑦在文化方面亦是如此。在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下，日本创造了绵延近三千年的历史。尽管这种道德伦理体系有它自身的劣根性，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不容忽视且不可小觑的成就。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以及平民阶层。无论一个国家以什么标准设立多少层等级，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等级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盆栽”是对这一民族最贴切的形容。尽管它只能在小小的花盆里优美，它也是优美的。无论哪一个民族，它的文化都有其劣根性，也有其可取之处。尽管日本在等级制度下创造了畸形的文化，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和战败后所创造的经济复苏奇迹，使得世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惊叹并承认：这一民族既可怕又伟大。这，就是“盆栽”的自我修养。

从日本战败至今七十一年，已经有不少日本人感受到了日本道德的艰难处境。如果旧观念不进行革新，那么他们将会被世界淘汰。现在的日本较之以前的日本，一定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人们都先验的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甚至在行动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成为另一个人。但是，通过经验，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如此的。对人类来说，一个人无论下多大的决心，无论进行多少反思，他的行为举止依然不会改变，从出生到死亡，他必须做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就好像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直到落幕。”⑧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都是极其困难的。“毕竟，如果人只想改变制度而不改变人的本性，那不变的本性迟早会在制度中死而复生。”⑨我们终究无法逃脱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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