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读后感(五)：《知识人》：台湾文化的精神缩影
李怀宇的访谈录很早就注意到了。与众多媒体形式的访谈不同，他访谈的对象一般都是人文领域中的佼佼者，或作家，或学者，或报人，或出版家。因这些访谈对象的“知识人”身份，对访谈者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般媒体人的访谈只负责抛出问题，做一个合格的聆听者即可。但是在对众多知识人的访谈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聆听，而是沟通、互动和对话，这就要求访谈者对人文领域的各个学科有着非同一般的素养和学识，能够对访谈对象作同情的理解，短暂的认同，方能在共鸣中达成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李怀宇的访谈录，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知识人》这本访谈录有个副标题说明了它的特殊性“台湾文化十六家”。书的前言中提到，2009年，李怀宇到台湾访问，趁机拜会了十多位文化名人，“就个人性情而言，我对熙熙攘攘之事只有遥远的兴趣，而对历史与文化，总是不停的追问。因此，我在台湾访问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访谈的对象中，既有白先勇这样小说家，也有余光中、郑愁予、痖弦这样的诗人；既有黄进兴、王汎森、张广达这样人文历史学者，也有钱永祥这样的政治学者；既有南方朔这样的读书人，也有林载爵、隐地这样的出版人。概而言之，基本把台湾人文领域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对台湾现如今的文化现状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印象中，刚刚去世的木心老人有个“怪癖”，一般不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如果需要采访的话，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作答。据说木心此举是因为没有媒体人能真正做到与其平等对话，双方的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异都可能影响访谈的效果。当然，在生活中很少人会如此求全责备，一般的访谈也很少在意完美。但是从传播学角度来讲，笔录的访谈与面对面的访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笔录的访谈某种程度上是死的，面对面的访谈是活的，但是如何活起来，还得依靠对话双方对问题的熟稔程度，对文化的兴趣程度。李怀宇对台湾知识人的访谈，之所以显得出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地文化与台湾文化这些年的差异相映成趣。追问这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就成了我们关注的兴奋点。
如果稍加留意，你可能就注意到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比如我们一直都在说“知识人”，而不提“知识分子”，这可能就是本书的一个着眼点。在对南方朔的访谈中，谈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南方朔借用了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区分，说将来的时代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要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乌托邦知识分子给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在南方朔看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台湾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殷海光最多也就算一个启蒙者，“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了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也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
这就是说，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学问还有良心。但是“知识人”只是指那些在人文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人，这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基础，但绝非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时代中，知识人可能数不胜数，但启蒙者已经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公共知识分子。
在李怀宇的访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卓然的大家，还有台湾出版界的大佬们。比如访谈中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及其总编辑林载爵的介绍，对九歌出版社及其创办人蔡文甫的描述，对尔雅出版社及其创办人隐地的刻画，都很好地诠释了台湾知识界整体的精神面貌，对大陆日益混杂的出版状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值得更多人阅读欣赏。
这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对林载爵。坦白而言，由于长期的文化隔膜，我虽然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早有耳闻，但对林载爵先生一无所知。但是正是在林载爵主持联经期间，资助赋闲在家的黄仁宇完成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因为生前牵扯到很多当事人，不能发表。黄仁宇就拜托太太在他去世后交给林载爵出版。这样的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一生莫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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