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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问:“小溪流向江河,江河留向大海,大海又留向何方?”
我回答:“大海留向自我心中的那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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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显地讲,也许会失去耐人寻味的韵律,却也更能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哲学,或者神学,也许该进入这一范畴。我们的生活在解决了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之后,往往就会需要更加高一层次的精神追求,相比于可以观测、证明、研究的现实,我们的精神领域则显得更加复杂与玄妙。它首要地要涉及到错综复杂的也是人类精神最为重要的成果的语言、概念等即使可见却是抽象的媒介,继之而来的还有虽能学习练习但更为难以把控的自我认知、意识、心灵等。尽管我们有被我们无限赞美的理性,但探索起哲学或神学来,还是会有力不从心之感。需要的不仅仅是要放弃对自我的各种世俗意义上的附属物,更得有能从中感受到别样的兴致与趣味的天赐良机,还该借助先天的本性中蕴含的良好耐性。而这追求不见得就是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专利,也并非只有艺术创作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够彰显出绝伦精彩,我们大部分人其实也可以,在吃喝生活之间自会有所悟有所得。
2014.10.28
《我读天下无字书》读后感(六):竟有大言说不得,只留天地两苍茫
《我读天下无字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初拿到丁学良先生的这本小书,并未看清它的面貌。待到翻开一看,才顿觉动容——这可不是一本随随便便的“小书”,而是自有真意在其中的大作!
容易忽视它的一个原因,是读者并非都是经济学界、政治领域达人,所以不识得丁学良的庐山真面目。
丁学良究竟何人?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社会学”,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环太平洋诸国家和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这可不是一位普通文学作家啊。
丁学良进入内地公众视野,是从2005年10月他对中国经济形状和经济学家放狠话开始。
那一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决与棒喝,他们的各种“预言”迅速成为被事实击碎的笑话。《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受信任学者”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位。在公众的心目中,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可以信任的群体。恰在此时,身为香港知识分子的丁学良教授对国内媒体撂下这样几句刺耳的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他的不客气是例来的直言不讳,但更是因为有这个资格和底气来发言。
在本书里,读者可以循着章节,了解丁学良是如何从国内自幼失怙、早年贫苦、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意外地来到美国彼邦,又是如何在异国求学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奋进,最终遍阅群书、自成一家。于是就不难理解,在深刻地认识到哈佛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国立澳大利亚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相当于北大加清华在中国的地位)的优秀之后,在师从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社会学大家贝尔(Daniel Bell)、经济学大才子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国际著名专家之后,在系统地研究了的现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现代化和地缘政治、军事、宗教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对比和分析了东西方社会的各种异同之后,丁学良的确是一位够得上级别、站得住脚跟、说得起狠话的人物。
如果说丁学良对国内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评价,恰当地反映了彼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吻合了中国民间社会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那其实只是他偶尔展露的峥嵘一角。他在经济体系其它方面的言论更加专业、激烈、直接,这使他成为一些公共场合不受欢迎的发言者,也使他成为大众关注的经济界学术明星。然而戴着这样光环,这本《我读天下无字书》却不是他讨论天下时事兴亡的专业书,也不是一本艰深的经济学术著作,而是在治学之外,对自己游学天下的深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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