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还是回到了民族国家话语以及性别话语的交锋之中。刘禾在《语际书写》之中以萧红的《生死场》为例，分析了民族国家话语与性别话语交锋下的女性身体。在她的分析当中，中国近代的“个人主义”、“国民性”思想译写是一种主动的政治性的书写。如果《生死场》中北方农村妇女来到了华东地区跑上了操场，如果我们讨论的译写其主题是体育，那么又会是何种情形？
民族主义的女子体育观伴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在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下，“女子”迫切需要成为“女子国民”。正如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但游鉴明引用沈松侨研究指出，为拯救颓唐的中国，“‘国民’论述的核心其实不是国民，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国民的权利是次要的，尽义务才符合时代需求。”意识形态对新女性主体的询唤呼之欲出。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强国保种的体育观，伴随着政权的更迭、教育体制的改革、美国自然体育理论的引入、运动会项目的转变，“体育救国”的思潮出现，游鉴明指出，女学生的体能训练也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变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过程中的女性体育的论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女子体育的话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但是国族论述仍然是无法摆脱的——游鉴明指出，当时的新闻媒体报导，与倡导“尚武”、“强种”的论述相互吻合。
克里斯•希林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中敏锐地观察到了国族主义与运动态身体之间的微妙联系。他观察到，个体从事运动时似乎不再是参与什么游戏，而是投入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在生理态身体之外，裹上了一层社会态身体的议程。在建构国族身份的层面，“虽说体育运动在建构国族身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显著地体现这一过程的那些例证却表明，它并不曾被用来促进个体整合到涂尔干所称的某个一般性的道德集合体中，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发展相契合。体育运动更常被用来服务于‘离心性的’国族主义，激发出宗派性的情感。”之前的奥运会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不过奥运中的全球化维度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吊诡的是，用来建构女性新主体所依赖的体育运动，恰好是西方化的。游鉴明指出，在历史的维度中，中国女性的体育从来不是断裂的。传统女性通过荡秋千、放纸鸢和踢毽子娱乐自己、锻炼身体。像蹴鞠、马球、步打球、相扑、拔河，都有女性的身影。只是传统女性运动更为个人化，并且大多为了消遣、娱乐或是健身，不像近代体育带有浓厚的竞赛动机。但是经过重新书写的西方运动，也有自身的源流。克里斯•希林指出，18、19世纪的西方运动调控相比起中世纪更进一步，而这正是福柯所称的“大禁闭”时期，身体困于学校、医院、监狱和运动。在韦伯的视野下，资本主义逐渐构建出理性化的牢笼，运动也受这一进程的影响。维利奥指出，“这个社会有着多重的要求，似乎已经使空间陷落在时间之中，居处其间的人们开始迷恋上速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民效能”运动和“种族健康”运动在19世纪颇出风头，主张女人保持健康身体以生产抚育。但女性也并不就范于性别化的运动结构，各种球类在19世纪结束前已有女性参加，19世纪末出身中产阶层的女孩已经在参加一些此前几十年还被视为不可想象的形式的锻炼。国族化以及商业化的体育实践也一同铭刻在运动态的女性身上。在人们重新书写西方式的体育时，其背后所附带的一系列社会情境、社会价值观也在被进行重新书写，两个过程相互交融。这种重写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当然在激进的视角看来，这种重写必然是政治化的，当然这样可能对抗争的主体与对象进行过于轻率的处理。但是游鉴明也指出中国体育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比如说，“尽管西方国家逐渐认同女性在运动场上的能力，多数人并不希望女运动员男性化……反观中国，记者打造的女运动员形象，虽然也和西方一样，强调健康美或女性特质，但并没有忽略具男子气的女运动员。”受中国自身文化和地方特性的影响，有关媒体报道、观众态度、广告内容、女运动员行为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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