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相关言论与活动的兴起，有些一时风尚的感觉。龚自珍释“风”为：“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游教授在此书中着墨最多的，正是“今人之世”的风尚，对于此风缘何而起，即如何从“古人之世”转变到“今人之世”，几未提及。对从1895年到1937年间，这种风尚如何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中传播，也未见详论。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四)：新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背后，常有着鲜为人知的**变迁。今天我们已对户外运动的女性见惯不怪，奥运会上的女选手被视为英雄而赢得欢呼，但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传统社会的中国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性）事实上很少走出家门，她们偶尔或许踢毽子、荡秋千，但那既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减肥，更不是为了竞技，而通常只是为了消遣自娱。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过去的一百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变时代。
这一变迁发端可上溯到1895年。之所以以这一年作为近代女子体育的起始，原因很简单：正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国人才从极度的危机感中意识到救亡的急迫性，而中国之所以衰败，在当时人看来正是由于身体的衰弱（所谓“东亚病夫”），女性作为未来新国民之母，其身体强健与否当然就涉及到民族能否复兴的关键。1903年，署名金一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概括了这一逻辑：“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因此，女子体育与当时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尚武侠气精神、反缠足运动、改革和创造儿童教育等等，事实上都是近代中国人对于国家危机的一种反应。1908年徐一冰在苏州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其目的就是“秘密宣扬革命，志在颠覆满清，同时提倡国民体育，以图强身御侮，发扬民族精神”。清末民初的许多体育或体操学校，其立校宗旨都大抵相似，许多女子体校都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或“强种健族”，或如徐志摩所言，“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而学校也常常聘请军人充当体育老师。
这种浓厚的国家政治和半军事性色彩，弥漫于当时的女子体育之中，其论调常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即进步和解放是判断一切行为的价值标准。在今天看来，有时其观点令人莞尔，例如在民国初年有不少人宣称女性束胸会导致胎儿身体不健全、妊娠时穿高跟鞋将导致婴儿衰弱致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断，想来是因为人们相信束胸、穿高跟鞋与缠足一样，将导致病态、畸形和衰弱的身体，而一个解放的、强健的身体，才象征着人们对“新中国”寄托的希望。
在这一新的热潮之中，华东（尤其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1930年全国的女校和女学生数量，江浙沪都占了近三分之一。1920年代末期后，各种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大型体育竞赛，几乎都在华东举行，运动选手又多半来自这地区的学生，在1937年日军入侵之前，华东的女运动员也是表现最为优异的。这种氛围和热潮，本身又推动着女子体育成为校园中的时髦活动。在那个年代，运动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复兴国家民族，它已变成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
沈从文曾有一次陷入深深的自惭形秽情绪之中，原因之一是他翻看到妻子张兆和年轻时在上海中国中学时的一张照片：年轻的张兆和作为一个爱好篮球的运动健将形象出现在照片上。这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景象，对一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来说却是强烈的**，那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距离感。“健美的女性”原本就是一种西方传入的现代观念——追溯起来说，即便在西方，这也是新事物，直至18世纪末，在英国，“咸认理想女性是苍白、无精神、瘦弱的美女，而‘刚健、勇毅的气息是与美相矛盾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80-1800》）。
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本书的核心观点：近代的女子体育虽然肇始于民族救亡或“妇女解放”的泛政治化论述，但它之所以能在全社会逐渐普及开来，却常常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确，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现代女性体育是相当具有刺激性的新鲜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女运动员在当时几乎被奉为明星。刚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国女性，在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开放女客入座的成都茶馆里生意爆棚，有女生出现的运动场上男生们都奋勇表现，而这本身也给了女性争取社会空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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