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体育在当时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体育本身，更关键的是它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展示，让当时仍相当保守的社会价值观遭到**。“女性体育”的要点在于“女性”，而非“体育”，因为很显然的，当时男运动员得到的反响既不相同，也没那么强烈。母亲曾说，她1976年理了一个日本“游泳式”短发发型，在我们老家乡下保守的气氛中还曾引起围观。试想一个在沿海地带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之后回到故里的打工妹，其新潮、洋派的表现也会让乡亲们既受刺激又生羡慕，则数十百年前女运动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更可想而知。对第一次观看女性体育运动的国人来说，那不折不扣是一次震撼性的视觉体验，犹如从未通电的村庄头一次在黑暗中看到神奇的电灯光芒一样。不仅那种“健美”（Healthy and Beauty）观本身是现代的，而且女运动员的穿着打扮、行为气度，处处都与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大异其趣。不如说，她的身体就是体现着现代性的“道成肉身”。
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人千奇百怪的反应：女篮队受邀到各省市的比赛，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争先恐后地观看体育比赛，但目的却常常不是为了看运动技术本身；虽然当时中国女运动员成绩不如日本，但却享有高得多的明星般的地位；也有的人批评女运动员裸腿裸臂，只是为了出风头；当时著名的女运动员李森曾因穿运动服而被视为“有伤风化”，游泳运动员更不必说了；虽然仍高唱“强国保种”或“健康美”的套语，但广告中更多是将运动中的女性当作一种时尚，连电影院也刻意将健美运动商业化、色情化。凡此等等，都展现了一个全新社会的逐渐成形。
那四十年的女性体育历程，倒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不断变化的运动：起先是为救亡和实现现代化而改造女性身体，而后新的女性身体又激起了事先并未预料的社会反应，最终，女性体育得以推广和效仿，已经不再是出于最初的救亡目的，而是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体验。中国社会对这种全新价值观的抵触如此之少而趋之若鹜者如此之多，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切，确实不是单纯的国族论述所能概括的。在广泛收集各种体育、校史、照片、广告等史料之后，本书的立论早已超越了这一简单的结论，把近代中国运动中的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的焦点来观察，也充分意识到新女性的形象是各种现代价值观的具体呈现，因而女性体育在当时广告中被视为时尚。然而全书过多注视“女性”、尤其是“体育”本身，最终的结论仍是在这其间徘徊，似未充分意识到女子体育本身只是诸多社会领域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和折射，其成功更多地不是由于体育本身，而在于它成了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和激起人们效仿的全新生活方式，因此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女运动员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超越性别身体》读后感(五)：体育的隐喻
卡什莫尔讲得好：“运动既能丰富人性，也能泯灭人性，就看处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又受着谁的控制。”运动中的个体处于一个复杂的场域，依循布尔迪厄的思路，运动中的身体也受制于惯习，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所限制。运动中的身体何以如此，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不过先将我们的目光投到1895年到1937年的中国华北地区。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批新的女性身体，在“新”与“旧”的交锋中隆重登场。她们出现于操场赛场上，骑起了自行车，游起泳来，踢起足球，打起篮球。当然，既有平民化的一面，也会有竞技的影子。游鉴明在《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中同时记载了这么一批女运动员，她们“被众人视为女战士，她们在校园中的封号也非常阳刚，例如复旦大学有‘三将军’、东吴大学有‘四大金刚’、爱国女学有‘飞将军’，其中东吴的‘四大金刚’，还是男同学送给她们的雅号”。除了男性化的明星身体，当然还有彰显所谓女性化身体魅力的运动身体，甚者所受关注绝不输于今日的奥运冠军，比如游泳明星杨秀琼，“经常受邀表演游泳、演讲、剪彩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当她出席奥运会的时候，即连国外的媒体也紧盯不放，将她的写真照刊登在德国《慕尼黑画报》和法国《世界映镜》画报上……至于杨秀琼的感情世界，更让记者做文章。”运动化的女性身体甚至成为符号出现在新近涌现的大众媒体上，除了新闻报导，更出现在广告（除了体育用品广告，还有医疗保健广告、养颜护肤广告甚至摄影用品、香烟广告）、漫画、电影、歌曲中，最后进入社会舆论之中。进行史料梳理的同时，游鉴明试图解决四个问题：对身体的规训，运动中的观看与被观看，女运动员的形象，以及女性主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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